随着第一批五年期经销权在京郊皇家别苑内的激烈竞拍落槌，一笔足有300万两的白银，被注入了朱常洛因辽东有功将士的赏赐而快要变空的内库。
战争太他ma的花钱了。尤其是这种被动防守的战争，不仅憋屈，而且还是有出无进。
香皂、香水、琉璃器，这些被赋予了“御制”光环的奢侈品，其经销权在江南、湖广、两淮等富庶行省拍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天价。
更重要的是，根据契约，这些获得了“皇商”头衔的商人们，未来五年内，每月都需按其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缴纳“特许税”。
这意味着，内库和户部的库房，将会新增加一个相对稳定且可观的财源。
这是大明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这笔突如其来的巨款，极大地缓解了朱常洛的燃眉之急。
除了辽东前线，还有西北和陕甘等地的军饷都得以补发，新军的编练也有了启动的粮饷。
除此之外朱常洛还专门拨出一些款项，在陕西、甘肃、陕西等几处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进行赈济，稍稍平息一下当地的民怨。
不过这依然还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大明皇家制造局的产出毕竟有限，而且前期还需要很大的投资，根本不足以应付整个大明的财政危机，只能保证部分精锐军队的稳定。
朱常洛和以孙承宗为首的内阁成员们都清醒地认识到，这看似庞大的白银流入，对于积重难返的大明财政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财富，依然牢牢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这些少数人正是那些有能力竞拍经销权的豪商，以及能够消费得起这些奢侈品的达官显贵和地主士绅。
对于大明绝大多数的百姓和小康之家他们都无力消费那经过降价之后，还依然价格高达2两银子的香皂，（2两银子相当于辽东边军一个月的工资），一瓷瓶一斤装的高度白酒5两银子，用玻璃瓶装的香水更是高达20两银子。
由此可知，他从香皂、香水等商品上收取的税款，本质上是从这个极小的富裕阶层指尖流淌出的“九牛一毛”，并未能触及大明财富分配的根基。
帝国的肌体依然在溃烂。
陕西、河南等地，因连年干旱导致的蝗灾、饥荒愈发严重，赤地千里，流民遍地。
尽管有了些许赈灾款项，但经过层层盘剥，到达灾民手中已所剩无几。魏忠贤、杨涟、左光斗等人不断地被朱常洛派出去代表他巡视地方，可依然无济于事，那贪官就如同会长的韭菜那样，割掉一茬，很快就又长出一茬。
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同野火，扑灭一处，又在另一处燃起。
朱常洛深知，这不仅仅是“小冰河期”天灾的肆虐，更是人祸的必然结果。
在一次仅有内阁核心成员及太子朱由校参与的小范围议事中，朱常洛将一份密奏掷于案上，语气沉重：“看看吧，陕西又乱了一处。
赈灾的银子，十成到了地方不足五成，能发到灾民手中的，怕是连一成都没有！朕用香皂、香水得来的钱，转头就被这些蠹虫吞了大半！长此以往，朕就算有金山银山，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
首辅孙承宗捻须叹息：“陛下明鉴。吏治不清，则良政难行。究其根源，我朝官员俸禄之微薄，实乃历朝罕见。一个七品知县，岁禄不过数十石，折合白银数十两，既要养活一大家子，又要雇佣幕僚、长随，支付官场往来应酬……这点俸禄，连体面生活都难以为继，遑论保持清廉？”
毕自严作为户部尚书，对钱粮事务更是了然：“更遑论，读书人寒窗数十载，家中需长期投入，购买书籍、拜师访友、赶考盘缠，所费不赀。能支撑到金榜题名者，其家族多半非富即贵，或是得了地方豪绅的资助。这些投入，都是要求回报的。一旦为官，家乡的宗族、背后的金主，便如同无数只手，伸过来要分润权力带来的好处。在此环境下，能出淤泥而不染者，百中无一。”
朱由校在一旁聆听，虽未发言，但眉头紧锁，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格物制造能生财，但若管理国家的人出了问题，再多的钱财也只是加速腐败的催化剂。
朱常洛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宫城外灰蒙蒙的天空，仿佛能看到那无数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百姓和那些在清贫与诱惑间痛苦挣扎的下层官员。他转过身，目光坚定地对几位重臣说道：
“所以，光开源不行，还需梳理内部。朕意已决，要给天下官员，提高俸禄！”
他顿了顿，清晰地道出自己的想法：“此举，并非只是为了笼络人心，而是要给他们一个能够体面生活、保持清廉的底线！朕至少要保证，那一部分内心尚存良知、真正想为百姓做点事的官员，能有‘清廉下去’的能力和底气！试想，他们若连自身和家小都养不活，终日为柴米油盐焦头烂额，面对送上门的银子，又有几人能硬起腰杆？饥寒起盗心，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不能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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