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年的春夏之交，东南海疆风起云涌。
福广水师提督沈有容深感肩头责任重大，他深知，皇帝要的是一支能真正扬威海上、保障新政畅通的利剑，而非以往那种只能巡弋近海、虚张声势的旧式水师。
自从接到朱常洛的旨意后，沈有容便雷厉风行的首先拿自己麾下的原福广水师开刀。
他亲自坐镇，会同皇上派来的大明皇家新军副教官戚祚国（戚继光之子），对福广水师现有舰船、人员、武备进行了一次彻查。那些早已不堪风浪、修补过度的“朽木烂板”被果断淘汰；吃空饷、役使兵丁为私用的蠹虫军官被清查革职；老弱病残、不堪操练的兵卒则发放遣散银两，令其归乡。
一番大刀阔斧的整顿，福广水师面貌为之一新，虽人数暂时缩减，但留下的皆是可用之材，士气反而有所提振。
紧接着，便是装备的更新换代。
利用《月港协议》带来的渠道，沈有容通过大明皇家商行，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紧急采购了一批先进的火绳枪、轻型舰炮以及相关的弹药。这些西式火器被优先装备到经过挑选、状态较好的福船、广船上。工匠们日夜赶工，对船只进行适应性改造，加固承重结构，开设更合理的炮窗。虽然这些改装后的战船在远洋航行和重炮火力上仍无法与荷兰人的专业战舰相比，但在近海以及传统的东亚海域，其火力已足以对西葡的快船乃至一些中小型战舰形成压倒性优势。
与此同时，沈有容麾下的招安使者们，手持盖着兵部大印和皇帝特批印章的赦免文书，频繁出入于闽粤沿海那些隐秘的港湾岛屿。
招安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海盗们多疑且桀骜，但沈有容开出的条件极具诱惑：既往不咎，编入朝廷经制之师，按级领取饷银，立下战功者同样升迁受赏，甚至有机会获得官身。更重要的是，那份“衣锦还乡”的正名渴望，触动了许多被迫落草者的内心。
首先响应的是以讲义气、少伤人命着称的袁八老。他率领麾下大小船只三十余艘，精壮近三千人接受招安。紧接着，勇猛善战的陈奎、熟悉南洋航路如指掌的郑七等大海枭，在权衡利弊后，也纷纷率部来投。
这些海盗的加入，给福广水师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不仅带来了数百艘适应各种海况的快船、鸟船，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无数宝贵的“海上活地图”和历经风浪的战斗骨干。
这些前海盗们对季风、洋流、暗礁、避风港了如指掌，海上接舷跳帮、火攻追击等战术更是娴熟无比。
沈有容并不歧视他们，而是量才录用，将其中佼佼者编入水师作为向导、教官甚至中下层军官，让他们将经验和技能传授给原水师官兵。
短短数月间，一支脱胎换骨的福广水师初具雏形。它或许大明水师此时在单舰质量和远洋能力上跟欧洲人想比，尚有许多不足，但胜大明在舰船数量众多，人员经验丰富，且背靠大陆，补给维修便利。
更重要的是，它融合了官军的纪律与海盗的悍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战斗力。
水师战斗力的提升，立刻体现在对海上贸易的保障上。
曾经猖獗一时的其他“幽灵船”们发现，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如今在航道上巡逻的明军水师战船，不仅火力强劲，而且追踪、围堵的战术极其老辣，显然是得到了“内行”的指点。几次遭遇战下来，“幽灵船”损失惨重，不得不彻底远离大明沿海的主要航线。
航路安全了，往来月港、广州的商船明显增多，海关税收随之水涨船高。商人们安心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也更加顺畅。月港愈发繁荣，甚至吸引了一些原本在马尼拉等地贸易的华商回流。
这一系列变化，通过各种渠道传回京师。
乾清宫内，朱常洛看着沈有容报上来关于水师整顿、招安海盗、击退骚扰的奏章，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提起朱笔，在奏章上批阅：
“沈卿办事得力，朕心甚慰，加封太子少保。水师初成，尤需勤加操练，不可懈怠。所请增拨银两用以建造新式炮船一事，准。着户部会同皇家商行议拨。另，对招安之海盗，需善加抚驭，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务使其归心，皆为朕所用。”
批阅完毕，他放下笔，对侍立一旁的王安和骆思恭道：“东南暂安，然西葡绝不会甘心失败。告诉沈有容和王承恩，切不可掉以轻心。水师要继续壮大，商路要全力维护，这每年上百万两的海关银子，是我大明新政的命脉之一！”
“奴婢/臣遵旨！”王安和骆思恭齐声应道。
朱常洛走到殿门口，望着南方。他知道，福广水师的砺剑之举，只是大明走向深蓝的第一步。更广阔的海域，更激烈的争夺，还在后面。但这支初步整合了官方与民间海洋力量的水师，已然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东南之剑已初露锋芒，下一步，该是让这锋芒指向更远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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