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变的消息如同惊雷，以八百里加急，昼夜不停地传到了太原城。
崇祯对这个消息毫不意外。事实上，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从数月前派遣王承恩、田尔耕秘密潜入陕西开始，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谋划：逼迫秦王开仓放粮，安排军户南迁，调动边军部署，在白莲教中安插卧底，钓鱼执法边军中的不稳分子……所有的棋子都按照他的意志在棋盘上移动着。
他如此处心积虑、精心布局，为的就是将这颗毁灭大明王朝的炸弹——陕西民变——提前一年引爆。
因为这枚炸弹在天启七年（1627年）爆炸，与在崇祯元年（1628年）爆炸，威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农业社会，单单一年的旱灾并不足以致命。社会中总有往年的存粮可以支撑，千百年来的灾荒经验让百姓懂得如何节衣缩食、以工代赈、采摘野菜度过荒年。一年的灾害，虽然艰难，但还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连续两年的大灾荒，那就截然不同了，其破坏力会成十倍、甚至百倍地增长。到那时，社会的存粮早已消耗殆尽，应对灾荒的手段全部用尽，连树皮、草根都成了珍馐，地里的老鼠、天上的飞鸟都被捕食一空。民众在绝境中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唯有揭竿而起这一条生路。这正是历史上陕西农民起义集中在崇祯元年大规模爆发的根本原因。
陕西的农民们苦苦支撑到第二个灾年的寒冬，终于再也挺不下去了，只能选择造反求生。
而在今年此时，还只是第一年大旱。虽然已经艰难，但大部分人家中尚有些许存粮，还远远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铤而走险的绝境。这个时候的民变，规模小、组织松散，正是最容易剿灭的时机。
陕西民变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形成燎原之势，有三股最关键的力量在推动。
其一，是陕西边军。起义军的核心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王嘉胤、高迎祥、王左挂、老回回马守应——无一例外都出身边军。这些人熟悉军事，懂得行军布阵，手下有训练有素的士兵作为骨干。而现在，崇祯已经将大批边军士兵和军户南迁，让他们离开了那片绝望的土地。榆林边军的精锐更是随他出征蒙古，在宁远大捷中立下战功，得了大批赏银，如今对朝廷忠心耿耿，绝不可能叛乱。至于剩下的那些桀骜不驯的刺头，已经被他暗中引导，逐渐聚集到了一起……
其二,是饥民。饥民就像大火的燃料，是釜底之薪。饥民聚集在哪里，民变的烈火就会烧到哪里。数量庞大的饥民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不可阻挡的洪流。而现在,数量众多的饥民已经被他以秦王开仓放粮的名义，引诱聚集到了西安城下……
其三，则是白莲教。白莲教在陕西影响极大，教众遍布城乡。在明末民变时，他们蛊惑人心、煽风点火、推波助澜，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而现在，他已经在白莲教的高层中秘密安插了内应，这些暗棋在关键时刻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崇祯要做的，就是将陕西这枚炸弹——一枚比历史上威力小得多、时机早得多的炸弹——精准地在西安城下引爆!
因为民变最可怕之处在于其流动性。流寇正面作战打不过官军，便化整为零、四处流窜，像蝗虫过境一般对社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官军疲于奔命，却总是扑空，这才是最令人头疼的。
但如果能把他们引诱到一个地方聚集起来，来一场堂堂正正的会战，以精锐骑兵的机动力和火器的杀伤力，击败他们根本不是难事。
而能够吸引这些饥民和叛军的诱饵，就是此时防务空虚的西安城，以及秦王府中堆积如山的财宝和粮食。那些金银珠宝，那些救命的粮食，那改朝换代当皇帝的美梦，对于饥寒交迫的人，对于乱世之中的野心家来说，是致命的诱惑。
——太原，山西总兵府的议事厅内，气氛凝重得令人窒息。
山西巡抚牟志夔坐在左侧首位。他年约五十，两鬓斑白，是个素以谨慎持重着称的封疆大吏。此刻他紧锁眉头，不时用手帕擦拭额头渗出的冷汗，显然内心极为不安。
山西总兵张鸿功坐在右侧首位，身材魁梧，面容刚毅，久经沙场的他此刻也满脸忧色，紧握的拳头显示出他内心的焦虑。
石元雅、曹化淳、尤世禄、祖大寿、黄得功、张世泽等文武官员分列两侧，个个面色凝重。
大厅中央的案几上，摊开着一张巨大的陕西地图。地图上用红色的小旗标注着叛军的位置——中部县、耀州、渭水北岸……叛军正从四面八方向西安汇聚，距离西安已经越来越近。
陛下，这……这可如何是好？曹化淳第一个忍不住开口，声音中带着明显的焦急，陕西民变突然爆发，据报声势浩大，已经聚集了数万人！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石元雅也忧心忡忡地附和道：若是西安城有失，大明西边半壁江山岂不都要糜烂了？秦王府若是被攻破，宗室蒙难，那……那影响可就太大了！天下人会怎么看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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