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正统十一年三月、六月朱祁镇推行经济、农业方面的新政，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他又在八月开始推行其他方面的新政。
新政条目不多，却件件戳中文官阶层的痛处。
朱祁镇下令清查各地钱粮、裁撤冗官、整顿驿递、严查科场舞弊。
最要紧的一条是核查军屯、清剿空饷，凡有侵占屯田、虚报名额者，一律拿问！
这道旨意一下，满朝哗然。
内阁、六部、都察院，大半官员面色铁青。
自宣德以来文臣坐大，军户、屯田、钱粮哪一处不是他们的油水所在？
如今皇帝骤然动刀，还是靠着一个宦官当爪牙，谁能甘心？
朱祁镇坐在奉天殿里，看着底下群臣吵吵嚷嚷，心中越发不耐。
他年轻气盛，本就看不惯文官们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贪赃枉法，如今新政刚一出手便遭这般阻拦，更是认定文官们全是私心，无一人真心为他朱家天下。
然而，就在这时，京中接连爆出丑闻。
先是顺天府尹贪墨赈灾银两，被人实名举报，证据确凿，锁拿入狱。
紧接着，礼部一名郎中科场舞弊，私收举子贿赂，当场被抓。
没过半月，又有户部主事勾结地方，虚报赋税，中饱私囊，事情败露，全家下狱。
一桩桩，一件件，来得又快又准，仿佛有人提前布好圈套，专等这些官员往里跳。
而这些被拿下的官员，多是平日里敢在朝堂上与皇帝顶嘴、反对新政的中坚人物。
风声一出，人人自危。
新政推行得磕磕绊绊，朱祁镇对文官的猜忌一日重过一日。
早朝之上，但凡有人反对新政，说一句“祖宗成法不可轻改”，朱祁镇便当场驳斥。
“尔等只知保全自家禄位，何曾念过天下军民？屯田荒废、军饷空虚，边庭一旦有警，朕靠谁守江山？”
皇帝把话说到这份上，百官噤若寒蝉。
敢说话的要么被贬，要么被抓，剩下的要么沉默自保，要么虚与委蛇。
朝堂之上，真正能在朱祁镇面前说上话的，只剩司礼监太监王振一人。
王振权势日盛，出门前呼后拥，公卿见了，争相跪拜，称呼“翁父”。
他门下走狗遍布六部、九门、锦衣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转眼便是正统十三年，也即乾熙二十四年。
三月初三。
北京城里的柳丝刚抽新芽，御书房内的气氛却半点没有初春的暖意，反倒透着一股剑拔弩张的紧绷。
朱祁镇登基已有十三年，推行新政也过了两载，当初借着王振下西洋带回的白银，他雄心勃勃地想要仿先祖朱棣，做一番千秋伟业，可如今再看朝堂，却是一片狼藉。
新政说白了，就是动了宣德年间升上来的文武官员的奶酪——裁撤冗余官职、清查隐田、整顿卫所，每一项都戳中了既得利益者的痛处。
老一代的官员，念着先皇恩情，还肯尽心效忠朱祁镇。
可那些靠着资历、关系爬上来的官员早已抱团取暖，处处与新政作对。
王振作为新政的主要推动者，更是成了众矢之的，朝堂上弹劾他的奏本堆得像座小山，却都被朱祁镇压了下去。
更让朱祁镇心烦的，是北边瓦剌的阴影。
自正统三年起，瓦剌年年南下，名义上是来朝贡，实则是借着朝贡的名头勒索大明。
起初不过几十人，后来逐年膨胀，到了正统十三年竟来了上千人，沿途各州府既要供应粮草，又要安排住宿，耗费钱粮无数。
更可气的是这些贡使表面恭敬，暗地里却四处刺探大明的边防情报，大同、宣府一带的防务虚实，几乎被他们摸得一清二楚。
大明朝廷上下不是无人警觉。
只是文官忙着内斗，武将忙着贪腐，皇帝忙着新政，王振忙着揽权，谁也没有真正把瓦剌放在心上，只当是一群蛮夷来讨赏罢了。
就在今年四月中旬，英国公张辅嫡子张忠，从圣洲远渡重洋来到了北京城。
此次他乔装打扮来到神洲大明，乃是奉朱高燧之命执行一项绝密的任务！
转眼到了今年十二月。
隆冬腊月的北京，寒风呼啸，卷起漫天雪沫，紫禁城的红墙黄瓦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雪。
瓦剌的使团如期抵达北京。
按旧例，瓦剌贡使多在十月由大同入境，十一月到京，参加正旦朝贺，次年正月离京。
这一次他们来得稍晚，却是为了赶次年正月初一的大典，排场也比往年更大。
礼部一查点人数，顿时头大如斗。
瓦剌方面报上来的总数是三千五百九十八人，可礼部官员暗中逐一核对，实际人数只有两千五百二十四人。
脱脱不花王使臣虚报五十七人，也先使臣虚报八百九十九人，买卖回回虚报一百一十八人。
总计多报一千多人，无非是想多领赏赐、多骗粮食布帛，吃空额吃到大明皇宫门口来了。
消息传入宫中，王振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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