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灭了，又亮。
应急灯的光是冷的，照在大嘴身上像一层霜。
他坐在桌前，笔悬在纸上，手抖得厉害，像是有人从地底拽着他的骨头在拉。
那支笔是殡仪馆常用的签字笔，黑色塑料壳，磨得发亮，可此刻笔尖抵着纸面，竟发出细微的“吱呀”声，像指甲刮过瓷砖。
猴子一步步靠近，声音绷得几乎要断：“大嘴，写你名字——就两个字，‘大嘴’。”
没人应。
大嘴的手突然一沉，笔尖猛地落下，划出一个歪斜的“大”字。
可刚写到下半截，笔尖“啪”地崩断，墨水溅开，像血滴渗进纸背，晕成一团黑斑。
“他写不了。”猴子退了一步，嗓音发颤，“他自己都写不了。”
我盯着那张纸。
那个“大”字像是被人用指甲抠出来的，边缘毛糙，墨迹深处隐隐泛红。
空气里有股味道——不是尸臭，也不是消毒水，是井底那种湿泥混着铁锈的腥。
黄师傅不知什么时候到了门口。
他穿着旧布鞋，手里拎着一只褪色的帆布包，脸色比停尸柜还白。
他没说话，只走过去看了一眼那张纸，又摸了摸大嘴的手腕。
三秒后，他松开，摇头。
“活人写不了自己的真名。”他声音低得像在念咒，“若真名已不属己，笔会拒主。”
我喉咙一紧：“什么意思？”
“名字是魂的锚。”黄师傅盯着大嘴的背影，眼神像在看一具尸体，“他叫‘大嘴’，可那三个东西现在用了他的名——真名一旦被夺，肉身再动笔，笔就不认他了。”
猴子猛地抬头：“所以井里写的字……不是他写的？”
“不是。”黄师傅缓缓道，“是他们写的。用他的手，但不是他的意。”
屋里静得能听见冰柜压缩机的嗡鸣。
我忽然想起什么：“那日志呢？值班日志上他签过名，以前都写得好好的……”
话没说完，张阿八推门进来，怀里抱着一摞泛黄的档案盒，手指发抖。
他把最上面一本摔在桌上，纸页脆得像枯叶，一碰就沙沙响。
“1998年，三月十七。”他声音哑了，“原始值班日志……我藏了二十多年，今天……今天它自己从柜底翻上来了。”
我们围过去。
纸页上字迹工整，墨水褪成褐色：
三月十七，夜班：阿庚、阿卯、阿戌。
事故：车压三童，掩于井底。
备注：三人同梦，醒一人。
猴子念完，抬头看张阿八：“阿庚、阿卯、阿戌……这不是人名，是代号？”
张阿八嘴唇哆嗦：“当年……他们不是值班工。是三个家属孩子，才八九岁，来送饭的。那天夜班没人来，我们……我们让他们冒名顶班，说就守一晚，给五十块钱……结果车来了，运尸车刹不住，井边没栏杆……三个孩子全被卷进去，压扁了，扔井里盖上了。”
他眼眶通红：“我们怕担责，改了日志，写他们是临时工……可从那以后，每年三月十七，夜班的人就会开始写名字，写反字，写井底……他们要名字，要替身，要轮班。”
我浑身发冷：“所以大嘴……他不是第一个？”
“不是。”黄师傅低声道，“但他快成了最后一个。”
没人说话。
大嘴还坐在那儿，手垂在身侧，断笔落在脚边。
他的影子依旧只有半截，贴在地板上，像被什么从下半身吃掉了。
第二天清晨，李卫生没来交接班。
猴子调了监控。
画面是黑的，只有红外光下的灰白影像。
子时三刻，李卫生走进值班室，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他没开灯，也没看大嘴，只是默默把照片贴在墙上——三个穿白布鞋的孩童背影，站在井边，肩膀挨着肩膀。
然后他对着大嘴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转身，走出门。再没回来。
我们在他工位抽屉里找到那张照片的背面，一行铅笔字，轻得像怕惊醒谁：
替班的不该是活人，是名字。
猴子捏着那张纸，手抖得比刚才的大嘴还厉害。
他忽然抬头看我：“我们一直错了。他们不要命，要的是‘名字’。大嘴的名字早被换了，所以他写不了自己——可如果我们不把真正的名字还回去……下一个就是你，是我。”
黄师傅沉默很久，从帆布包里掏出三张黄纸、三支断笔、三只粗瓷碗。
他没说话，只把东西轻轻放在桌上，目光落向停尸房深处。
“今晚子时。”他终于开口，声音像从井底传来，“得把名字还给井底的三个。”
然后他看向猴子，眼神复杂：“你得准备好。”
猴子没问准备什么。
冷光灯下，三只粗瓷碗摆在水泥地上，排成个歪斜的三角。
每只碗里盛着清水，水面平静得不像在这个世界。
黄师傅把那三张黄纸逐一铺在碗沿上，字迹朝上——“阿庚”“阿卯”“阿戌”，墨是用朱砂调的，红得发黑，像干透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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