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发黄的登记册摊在桌面上，纸页像枯叶一样脆，边角卷着，墨迹也有些晕开，但那一行字却清晰得刺眼：
姓名：陈建国
籍贯：柳河镇
入职时间：1998年3月18日
凡子的手指停在“3月18日”上，没说话，只是抬眼看了猴子一眼。
猴子蹲在桌边，膝盖抵着地面，整个人像是被钉住了。
他的目光死死黏在那行日期上，嘴唇动了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那是他们死后第二天……他是来顶班的。”
我愣了一下，脑子里猛地翻出王师傅以前说过的话——九八年的清明夜，殡仪馆运尸车在山道翻了，司机和助手当场毙命，尸体运回来时头都碎了。
第二天，新人报到，一声不吭，脸拉得老长，大家都叫他大嘴，因为他总爱咧着嘴笑，可谁也没见过他真笑过。
原来他不是接班，是补命。
值班室里静得能听见纸页颤抖的声音。
窗外井口方向，炭灰阵还画在地上，昨夜那串赤足印虽然被晨光晒淡了，可轮廓还在，绕着井口画了个弧，像某种仪式的起点。
“他从来没提过家。”凡子低声说，“每年清明，别人都请假扫墓，他一个人守夜，连顿酒都不喝。我以为他是怕鬼，现在看……他是不敢回。”
猴子缓缓抬起头，眼神变了。
不再是那种被逼到绝路的慌，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亮光，像是在废墟里扒出了最后一根火柴。
“名字是线。”他说，“断了，魂就散了。可要是有人一直叫错，那错的就成了锚——把人死死挂在不该待的地方。”
他站起身，走到墙角，从自己柜子里翻出一个铁皮盒。
打开后，里面是一张老照片：大嘴穿着九十年代的蓝工装，站在殡仪馆门口，咧着嘴，可眼睛是闭着的，像是被人硬按着拍的。
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柳河镇陈家坡，1998.3.17。”
猴子盯着那字看了很久，忽然说：“他来之前，就知道自己要来。”
没人接话。这句话太沉，压得人喘不过气。
下午，韩小川来了，扛着个陶坛，泥封还没拆。
他满头大汗，裤脚沾着山泥，一进门就说：“我娘让我带的，说是老规矩，柳河镇送亡人‘醒魂’，得用陈年黄酒，埋过三年，挖出来那天正好清明。”
“醒魂酒？”我问。
“说是能让迷路的魂认得回家的路。”韩小川把坛子放在桌上，“我娘还说，魂要是被名字困住了，就得用真名灌醒。”
猴子没说话，走过去，一掌拍开泥封。
一股浓烈的酒香瞬间弥漫开来，带着陈腐的谷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药味，像是从坟地边开的野花里酿出来的。
他拎起坛子，大步走向井口。
我们跟在后面。没人拦他。
月亮还没升上来，天是那种将黑未黑的青灰色。
猴子站在井沿，把酒缓缓洒在地上。
黄酒渗进炭灰，发出轻微的“滋”声，像是土地在吸气。
他声音陡然拔高，像在喊一个沉在水底的人：
“陈建国！你娘给你起的名字，不是大嘴！你记得的那些名字，我们也都记得！”
风忽然停了。
井口边缘的滑石粉微微颤动，昨夜那串脚印的起点——日志桌下——有一粒粉末轻轻跳了一下，像被什么踩过。
我头皮一炸。
猴子没回头，继续站着，像一座碑。
傍晚，陈哑婆来了。
她没说话，只从布袋里掏出一根红绳，是那种老式嫁娶才用的粗麻线，染得血红，还打了九个死结。
她蹲下，一圈圈缠住猴子的脚踝，缠得极紧，几乎勒进皮肉。
“影子会逃。”她比划着手势，声音沙哑，“它要是跑了，魂就找不到门。”
猴子咬着牙没动，任她绑。
她把三样东西放进影缚阵中央：大嘴的旧工牌、一截录音带、一碗辣豆花。
豆花还是热的，红油浮在上面，蒜香混着辣味，是我最后一次见大嘴吃饭时他端的那碗。
陈哑婆点燃三支香，插在阵眼，双手合十，低声念了几句听不清的词。
然后，她看向猴子，眼神像刀。
“魂要回家，得有人叫门。”她说，“你是门环，得敲三下。”
猴子点点头。
他站在阵外，盯着那三样东西，像是在看一场回不去的过去。
天彻底黑了。
探照灯没再亮。整个院子沉在墨里，只有香头一点红光，微微闪动。
我忽然明白他在怕什么。
他不是怕鬼，他是怕喊了名字，没人应；更怕——真有人应了。
子时刚过，月亮终于爬上山脊，惨白的光斜斜洒在井口，像一层霜落进黑洞里。
猴子蹲在炭灰阵中央，手里攥着那三样东西——旧工牌、录音带、辣豆花碗。
他的手很稳，但指节泛白，像是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这三件破旧物件上。
“该烧了。”他说，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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