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号，张小米什么虚的都没搞。
换上一身干净的旧衣裳，安安静静走进那三间空荡荡的办公室。
站在屋子中间，他轻轻吸了口气。
空气里有股子霉味儿，窗户不知道多久没开过了，地上落了厚厚一层灰，一脚踩下去，鞋印子清清楚楚。
他忽然就想起两年前。
那时候他在区文化馆帮忙收拾仓库，一干就是三天，一分工资没有。
人家最后把仓库里一堆没人要的破烂扔给他，就算抵了工钱。
就这，还是托了关系才捞着的活儿。
那时候他心里憋屈，可咬着牙也干了。
再看现在。
他是公安部正式编制，基本工资一百二十四块，生活稳稳当当。
身份、地位、前途，全都天翻地覆。
可在部里那些小年轻眼里，他这人实在有点可笑。
顶着个“牵头组建国际刑警”的名头，听着挺大，结果呢？光杆司令一个，半个手下都没有。
路过的人忍不住探头探脑，眼神里藏着好奇、看热闹，还有点不屑。
有人在走廊里小声嘀咕：“就他？一个人？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张小米全当没听见。
他挽起袖子，闷头就干。
先去水房打了两桶水，拎回来，找了块抹布，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擦。
窗户上的灰厚得能写字，他爬上去，一块玻璃一块玻璃地擦，擦完一遍用干布再擦一遍，透亮得跟没有似的。
办公桌挪开，底下的灰扫了三遍才干净。
角落里堆着不知道哪年留下的旧报纸、破纸箱子，他全搬出来，该扔的扔，该归置的归置。
从白天干到傍晚，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中午王猛给他送来饭，他吃饭的时候。
等到下班的时候，所有人都惊了。
三间办公室，被他收拾得焕然一新。
玻璃擦得透亮，夕阳照进来，晃眼睛。
地面一尘不染，连个灰印子都找不到，光脚踩上去都不带脏的。
办公桌擦得能照出人影，整整齐齐，文件摆得规规矩矩，看着就舒心。
路过的同事都忍不住多瞅两眼，有人推门进来看了看，啧啧两声，出去了。
谁也没料到，这个新来的“光杆领导”，干活这么扎实。
第二天，部里专门聘请的两位翻译到了。
都是外语学校的正经老师，专业对口，一脸斯文。
一个姓刘，四十出头，戴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一个姓陈，三十五六，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着就是个讲究人。
那些英文资料涉密，不许带出办公室，两人就在这儿现场翻译。
一人占一张办公桌，一边翻字典、查专业书，一边逐字逐句啃。
桌上堆满了各种词典，英汉的、汉英的、法律专业的，厚厚一摞。
张小米反倒闲下来了。他没凑上去显摆，也没指手画脚。
趁人不注意，悄悄溜出单位——他去了公安学校。
班主任早就帮他准备好了，从开学到现在，所有科目、所有课堂笔记，全给他整理齐了。
政治理论、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安基础知识，还有他没来得及上的几门专业课，笔记写得密密麻麻，足有厚厚一摞。
“你拿去看吧，”班主任拍了拍那摞笔记本，“能看多少看多少，不懂的随时来问我。”
张小米把笔记本带回单位，能带走的带回家，不能带走的就在学校看。
自从身体被大铜鼎改造过后，他的记忆力早就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过目不忘不敢说，但看一遍记个七八成，看两遍牢牢刻在脑子里，一点不费劲。
别人背一星期的内容，他一晚上就吃透了。
之后很多天，张小米就固定了节奏：上午泡在公安学校，跟着班主任补课，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上午，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下午回单位办公室，闷头啃专业书，把那堆英文资料翻来覆去地看。
那两位翻译老师，一开始只当他是个挂名的年轻干部，对国际刑警的专业内容肯定一窍不通。
刘老师有一次私下跟陈老师说：“这小伙子，怕是连国际刑警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吧？”陈老师笑了笑，没接话。
直到他们开始交稿。
两人每隔两天翻译一批，交叉核对一遍，再拿给张小米过目。
最初，他们心里是不屑的：我们专业翻译，还用你一个外行挑错？
可每次，张小米只是安静听他们念完，淡淡指出：“这句不通顺。”“这里意思偏了。”“这个专业术语，国际刑警里不是这么用的。”
刘老师脸上挂不住了：“张同志，这个词我们在好几本专业词典上都查过，就是这么翻译的。”
张小米没跟他争，从自己桌上拿过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递过去：“你看这段，国际刑警组织的官方文件里是这么表述的，跟咱们平时理解的不太一样。”
刘老师接过来一看，愣住了。
书上写得清清楚楚，那个词在国际刑警语境下，确实有特定含义，跟普通字典上的解释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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