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上面的意思是：不赞成，不反对，不知晓！成了一切都好说，不成也没损失。
这步棋，虽然让他失去了直接掌控飞机的可能性，却也将他从最致命的政策风险中剥离出来，并且将他与更高层级的国家项目捆绑在了一起。
借势，有时比独占更为高明。
中央层面的决策过程比陈望预想的更为迅速和务实。
就在他与周股长那次关键谈话后不久，一个由计委、外贸部和北疆三省联合组成的“特殊物资协调办公室”悄然成立。周股长带来了新的指示，这次更加具体：
“陈望同志，组织上充分肯定你在此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关于飞机引进事宜，原则上同意由你作为前期联络和技术沟通的民间渠道。
但是，”周股长语气严肃，“所有涉及资金和物资采购的事宜，必须由国家主导。
你的‘北疆通航’，主要职责是提供信息、协助对接，并确保交换物资的品类、质量符合对方要求。
当然，国家不会让有功之人白忙，会根据最终交易额，给予你一定比例的‘信息服务费’和‘组织协调费’。”
陈望心中大定。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他不用承担巨大的资金风险，只需发挥自己渠道和信息的优势，稳稳地赚取差价和佣金。这“信息服务费”和“组织协调费”，名正言顺，干净利落。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做好桥梁工作，绝不越界。”陈望郑重承诺。
与安德烈的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当陈望将中方只能提供罐头、毛纺制品、布匹、暖水瓶、搪瓷盆、毛巾等轻工业日用品作为交换物的清单传递过去时，安德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陈，你们是在开玩笑吗？用这些……这些瓶瓶罐罐和布头，来换我们的‘空中骏马’？”
安德烈的语气充满了不可思议。
陈望不卑不亢：
“安德烈同志，这正是市场的奇妙之处。他不在于你要什么，而是在于我有什么。
你们不缺钢铁和重型机械，但轻工业品和食品的匮乏是实实在在的。
这些‘瓶瓶罐罐和布头’，能实实在在地改善你们官兵和民众的生活。
安-2飞机对你们而言是即将淘汰的机型，但它们的价值，恰恰可以通过这些你们急需的物资来体现。这才是公平交易。”
他顿了顿，补充道：“而且，这是我能争取到的唯一方案。如果不同意，交易只能终止。”
电话那头又是长久的沉默，只能听到细微的电流声。
陈望知道，安德烈以及他背后的人，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这些物资来缓解内部的矛盾，或者填充某些人的私囊。
“……清单和数量，我们需要详细评估。”
安德烈最终妥协了，但语气强硬，
“另外，交货时间和地点必须严格按我们的要求来！
首批物资必须在口岸具备通行条件后第一时间送达！”
“具体细节，可以由双方技术团队对接确认。”
陈望将皮球踢给了即将成立的“协调办公室”的专业人员。
接下来的几个月，陈望的“北疆通航”进入了另一种模式的繁忙。
他不再需要为筹集天文数字的资金和物资而焦头烂额。
取而代之的，是频繁地与“协调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开会。
他需要详细说明安德烈那边的需求细节、可能的交货节奏、以及对物资品质的大致要求（比如，罐头是什么品类，毛纺品的厚度规格等）。
“协调办公室”展现出了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
一道道指令从北京发出，全国各地的轻工总厂、纺织厂、食品厂被动员起来。
生产“出口特供”罐头、加厚毛毯、印花暖水瓶、大号搪瓷盆和柔软毛巾的任务，被迅速下达。质量要求远高于国内标准，但价格也由国家统一定价收购。
陈望在这个过程中，严格恪守自己的本分。
他只提供信息和建议，绝不插手具体的生产和采购。
他的核心团队，如张大山，主要负责与工作组协调物流信息，确保按照对方要求，将集结在口岸仓库的物资准确无误地交接；
李秀兰则负责与“协调办公室”的财务人员对接，清晰记录每一笔应由“北疆通航”收取的“信息服务费”和“组织协调费”，账目清晰，分文不差。
关于飞机交接方式，在双方技术人员反复论证后，最终采纳了陈望最初提出的、也是最直接的方案：利用封冻的界河，修建临时冰面跑道，飞机直接飞过来。
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边防团的身上。
周股长协调工兵部队，以“边境防卫设施测试”为名，在选定河段动工。
而接收飞机后转场的简易机场，则由“协调办公室”协调地方，征用了一个废弃的农用机场并进行紧急平整加固。
时间悄然来到了1981年底。经过近一年半的漫长准备、谈判和等待，一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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