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家银行那笔钱到账的时候，窗外的云低得像是要压碎整座城市。
伊万捏着那张还带着打印机余温的电汇凭证，指节有些发白。两百万卢布——折合六十万美元，这还只是第一笔。数字在纸上安静地躺着，可他知道，这沓纸能在这座城市里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安德烈从后面靠过来，声音压得比莫斯科冬夜的雪还低：“斯米尔诺夫让我带句话。钱可以拿，动静要小。”
“他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他知道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安德烈扯了扯嘴角，那笑容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这才是最安全的，我的朋友。”
大厅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湿羊毛的气味。几个穿着灰褐色工装的男人在柜台前吵嚷，脸涨得通红，大约是哪个集体农庄的会计为了延迟的补贴在争执。伊万侧身绕过他们，大衣下摆擦过掉漆的木长椅。
推开银行厚重的铜框玻璃门，十一月莫斯科的风像刀子一样捅进来。伊万竖起衣领，瞥了眼腕表——下午三点四十。国内该是晚上九点多了，陈望应该还在办公室，桌上那盏绿罩台灯肯定亮着。
“如果我们要见弗拉基米尔，”伊万忽然开口，呵出的白气在冷风中瞬间消散，“什么时候合适？”
“那位助教？”安德烈眯起眼睛，那双眼睛里藏着太多伊万读不懂的东西，“他最近在忙一篇关于‘休克疗法’的论文。你要是能带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期刊……他会很乐意共进晚餐。”
“期刊我想办法。”伊万点头，顿了顿，“安排我和瓦西里将军通个电话。蒙古那边，需要他的声音。”
安德烈没马上应声。他从大衣内袋摸出烟盒，磕出一支，点燃。烟雾在寒风里挣扎着向上，很快就被撕碎了。
“伊万，”他吸了口烟，话在烟雾后面飘出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天……莫斯科这边风向变了，我们这些人会是什么下场？”
伊万转过头看他。安德烈的侧脸在灰色天光里显得格外冷硬，可那眼神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像是冰层下面的暗流。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我们？”
“因为我相信一件事。”安德烈弹了弹烟灰，动作很轻，“这个国家需要改变。而改变……有时候需要借外力。”
他忽然笑了，这次是真的在笑：“当然，也因为我喜欢美元。这很庸俗，但很真实。”
电话是在国家银行隔壁的邮电局打的。国际线路要等，伊万站在狭小的隔间里，听着听筒里滋滋的电流声，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在边境哨所和陈望喝的那瓶伏特加。酒很烈，话很直，那时候谁能想到，一年后的今天，他会站在莫斯科的中心，手里攥着能买下半个哨所的钱。
“通了。”接线员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伊万深吸一口气，把听筒贴近耳朵。
同一时间，哈尔滨的夜已经深了。
陈望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摊着三份文件——沈墨提交的制度改革方案，孙卫东的冰岚促销预算，还有周师傅手写的奶粉试产进度表。绿罩台灯的光圈拢住这一方桌面，把周围的黑夜衬得更深。
窗外传来零星的自行车铃声，很快又远去。这座城市的夜晚越来越不安分了，前两年这个点，街上早该静得只剩风声。
电话铃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尖锐得划破一室寂静。
陈望抓起听筒：“说。”
“陈总，我伊万。”声音隔着几千公里传过来，有些失真，但每个字都砸得很实，“钱到了。两百万卢布，按黑市汇率换的，六十万美元已经走虹港渠道。”
“好。”陈望往后靠进椅背，闭上眼睛都能看见那张世界地图——莫斯科、哈尔滨、虹港，三点连成一条看不见的线，“木材厂那边？”
“正在接触。对方要价不高，但附带条件——要保留百分之三十的工人岗位。”
“可以答应。”陈望睁开眼睛，目光落在墙上的中国地图，从哈尔滨一路向北，越过边境，延伸到那片广袤的远东森林，“但人要我们筛。雷钢那边会派人过去，以技术工名义。”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陈总，”伊万的声音压低了些，“安德烈今天说了句话……我觉得该告诉你。他说莫斯科的‘眼睛’多了。”
陈望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一下，两下，三下。
“那就让他们看。”他开口，声音很平，“我们做的是合法合资，正经技术合作。他们看得越清楚越好——看清楚我们是在帮他们盘活闲置资产，是在创造就业，是在促进中苏友好贸易。”
伊万在那边笑了，笑得有些涩：“您这话说得……像真的似的。”
“本来就是真的。”陈望也笑了，笑意却没到眼睛里，“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能摆在台面上说。越是暗地里的布局，越要披上最光鲜的外衣。”
挂断电话后，陈望没有马上起身。他在椅子里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夜色从浓黑褪成墨蓝，东方天际线开始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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