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公平吧，我们合作社的人出了力，凭什么他们白用？”
“宝音家确实可怜，但十年也太长了……”
其木格等议论声稍平，才继续说：“宝音阿爸是用命给咱们换来了这场官司的胜利。如果没有他那本账本，没有他儿子愿意出庭作证，钢巴图现在还在草原上横行。这十年使用权，不是施舍，是补偿，是草原该还给他的公道。”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至于其他几户，他们的草场被钢巴图强占，牛羊被抢，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给他们一块地，是让他们活下去，也是告诉所有人——跟着合作社，受的委屈不会白受，吃的亏不会白吃。”
屋里安静了。那几个钢巴图以前的雇工低着头，手指紧张地搓着衣角。
“第三，”其木格指向最后五百亩，“这一块，作为‘实验基地’。合作社要和哈尔滨的专家合作，在这里试种新的牧草品种，试验新的放牧方法。成功了，推广到整个草原；失败了，损失合作社承担。”
她走回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这就是‘三三制’。集体经营、补偿受害、实验创新。有人可能觉得不公平，有人可能觉得太理想。但我想说——”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种光：“草原病了，病了很久。钢巴图这样的人不是病因，而是病症。真正的病因，是我们每个人都只顾眼前那一口草，只顾自家那几只羊，从没想过这片草原还能活多少年，我们的子孙还能不能在这里放牧。”
“合作社要做的，不是当另一个钢巴图，把草场都抓在自己手里。而是要当医生，把草原治好，把规矩立起来，让每一户牧民都能有尊严地活，有希望地活。”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过了很久，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老人缓缓站起来。他是宝音的表兄，今年六十八了，背驼得厉害，走路需要拄拐。老人走到其木格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十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面额最大的十块，最小的一毛。
“这是我攒了三年的钱，”老人声音嘶哑，“原本想给孙子买双新马靴。现在，我捐给合作社，修草场。”
他把钱放在桌上，又拿出一张纸，上面按着红手印：“我替我妹妹——宝音的老伴——签字。那一千五百亩草场，我们只要五百亩，剩下的，给更困难的人家。”
其木格的喉咙哽住了。
老人转身，对着满屋子的人说：“我活了六十八年，见过三场白灾，饿死过牛羊，也饿死过人。但我从没见过，有人愿意把到手的草场分给别人。合作社要是真能这么做，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干五年。”
像是推开了闸门。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个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去年被钢巴图打断了腿，至今下不了地：“我们家愿意出两个劳力，修围栏不要工钱。”
第三个是个年轻人，钢巴图以前的雇工：“我……我还会开拖拉机，草场修复用得着。”
一个接一个，有人捐钱，有人出力，有人签字同意方案。不是所有人，还有几个坐在原地没动，眼神里仍有疑虑。但其木格知道，这已经够了——足够开始，足够让草原往新的方向，挪出第一厘米。
会议开到太阳偏西才散。人们陆续离开，会议室里只剩下其木格、巴特尔和丹巴律师。
丹巴整理着文件，突然说：“其实陈老板的原话，我翻译时做了点调整。”
其木格看向他。
“他说的是：‘三三制不是施舍，是投资。投资草原的良心，投资牧民的信任。这笔投资的回报，不是钱，是人心。而人心，才是草原真正稀缺的资源。’”
其木格沉默了很久。
窗外，夕阳把草原染成一片暖金色。远处，合作社的羊群正被赶回圈舍，牧羊犬的叫声随风传来。更远的地方，那五千亩待修复的草场静静躺在暮色里，像一块等待缝合的伤口。
“丹巴律师，”她突然问，“你说，咱们真能把这片草场治好吗？”
丹巴笑了，那笑容里有种法律文书上没有的温度：“我当了二十年律师，见过太多人为了争一块地打破头。但今天，我见到了有人愿意把地分出去。就冲这个，我觉得能。”
半个月后，第一批修复工程启动。
合作社从乌兰巴托买来了铁丝网和木桩，男人们天不亮就出发，在沙化最严重的区域打下第一根界桩。女人们负责运送草籽和肥料，孩子们放学后也来帮忙，拎着小桶浇水。那五个获得草场使用权的家庭，几乎全家出动，干得比谁都卖力。
乌克兰专家也来了，三位畜牧、兽医、草原生态领域的老人，是雷钢通过边境渠道请来的。他们带着苏联产的土壤检测设备，在草场上取了上百个样点，化验酸碱度、有机质含量、微生物数量。
“这片草场的病根是过度放牧和土壤板结，”生态专家谢尔盖指着检测报告，“草根扎不下去，雨水存不住，草越长越稀，沙越刮越多。得先松土，再补播耐旱的草种，比如冰草、羊草、苜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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