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咱们这代人,是从苦日子里爬出来的,知道饿肚子的滋味。
所以咱们建了这个厂,让几千号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资拿。”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但光有这个不够。咱们得让下一代——让咱们的孩子,咱们的徒弟——活得比咱们好。
不是光吃饱穿暖,而是有选择,有尊严,有不用求人也能过上好日子的本事。”
“那跟我学会计有啥关系?”钱富贵闷声问。
“因为以后的管理,不是靠人情,不是靠经验,是靠数据,靠制度。”
陈望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敲在钱富贵心上,“你是后勤部副主任,管着食堂、宿舍、车辆、办公用品,一年经手的钱上百万。
如果连成本都不会算,连账都看不明白,你怎么知道钱花得对不对?
怎么知道有没有人从中捣鬼?怎么跟沈墨那样的大学生平等对话?”
那天晚上,钱富贵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报了夜校的会计班。
从借贷记账法开始学,四十六岁的人,每天下班后雷打不动上两小时课,回家还要做习题。
第一次考试不及格,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了半包烟,第二天继续学。
上周,第一门过了。六十一分,刚及格,但他捧着成绩单的手在抖。
课间休息时,马大姐凑过来,手里端着搪瓷缸子:“老钱,听说你要考会计师证?真打算干到底啊?”
“不然呢?”钱富贵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浓茶,“沈总上个月开会说了,明年开始,所有中层干部必须持证上岗。采购、财务、人事这些关键岗位,至少要初级职称。”
马大姐是采购部的老人,当年跟李秀兰一起进厂的。
她叹了口气:“我也在学呢,物资管理那本书,厚得能当砖头。我家那口子说我瞎折腾,‘都四十多了,还能干几年?’”
“能干几年干几年,”钱富贵说,“总不能让人指着鼻子说,北极光的老家伙都是混日子的。”
这话戳中了教室里所有人的心事。
质检科的孙师傅放下手里的游标卡尺——他五十岁了,还在学使用新的检测仪器,因为沈墨引进了光谱仪和微生物检测设备,传统的“看闻尝”已经不够了。
运输队的老赵在学调度软件,采购部的在学供应链管理,连食堂的大师傅都在学营养配餐。
不是他们多爱学习,是不得不学。
因为厂里来了越来越多年轻人。
大学生,中专生,技校生,个个有文化,懂技术,上手快。
老员工们刚开始还端着“师傅”的架子,但慢慢地,发现自己教不了那些新东西了。
机器是进口的,操作手册是英文的;
管理软件是计算机控制的,报表是自动生成的;
连开会用的PPT,都是年轻人做的,花花绿绿的图表,看得人眼花缭乱。
“有时候想想,真憋屈。”老赵压低声音,“咱们当年跟着陈总打天下的时候,哪有这些玩意儿?
靠的是啥?是两条腿跑出来的渠道,是一口唾沫一个钉的信誉!
现在倒好,啥都要数据,啥都要报表,好像咱们那些年白干了似的。”
教室里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钱富贵,等他说话。
钱富贵放下茶杯,沉默了好一会儿。
窗外,天已经大亮了,厂区传来换班的铃声。
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新的让他们这些老家伙跟不上的变化。
“老赵,”他终于开口,“你还记得八三年冬天,咱们往苏联运那批羽绒服的事吗?”
老赵一愣:“咋不记得?零下三十度,车在半路抛锚了,咱们几个轮流钻车底修,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最后赶在关口关闭前把货送到了,安德烈那老毛子还请咱们喝了伏特加。”
“那批货的利润是多少,你还记得吗?”钱富贵问。
“这……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反正不少。”
“我记得。”钱富贵从包里掏出那个黑色笔记本——和陈望、伊万同款的笔记本,是陈望去年统一发的,要求所有中层干部记录工作日志。
他翻到某一页,“那批货总成本十七万八千,销售额四十二万五千,毛利率58%。
但运输损耗率11%,比正常高五个点;
通关时间比计划多两天,仓储费超支三千;
司机补助超支一千五。最后净利率只有31%。”
他抬起头,看着老赵和其他人:“这些数字,当年咱们知道吗?不知道。咱们就知道货送到了,钱挣了,高兴。
可陈总知道——他那个小本本上,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才能越做越大,所以咱们才能从倒腾山货的知青,变成今天这个厂子的元老。”
教室里鸦雀无声。
“沈墨来了之后,把这些数字摆到台面上,要求每个人都得懂,都得会算。”
钱富贵合上笔记本,“刚开始我也抵触,觉得这是不信任咱们。但现在我明白了——陈总不是不信任咱们,他是想让咱们变成他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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