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咱们这代人，是从苦日子里爬出来的，知道饿肚子的滋味。
所以咱们建了这个厂，让几千号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资拿。”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但光有这个不够。咱们得让下一代——让咱们的孩子，咱们的徒弟——活得比咱们好。
不是光吃饱穿暖，而是有选择，有尊严，有不用求人也能过上好日子的本事。”
“那跟我学会计有啥关系？”钱富贵闷声问。
“因为以后的管理，不是靠人情，不是靠经验，是靠数据，靠制度。”
陈望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敲在钱富贵心上，“你是后勤部副主任，管着食堂、宿舍、车辆、办公用品，一年经手的钱上百万。
如果连成本都不会算，连账都看不明白，你怎么知道钱花得对不对？
怎么知道有没有人从中捣鬼？怎么跟沈墨那样的大学生平等对话？”
那天晚上，钱富贵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报了夜校的会计班。
从借贷记账法开始学，四十六岁的人，每天下班后雷打不动上两小时课，回家还要做习题。
第一次考试不及格，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抽了半包烟，第二天继续学。
上周，第一门过了。六十一分，刚及格，但他捧着成绩单的手在抖。
课间休息时，马大姐凑过来，手里端着搪瓷缸子：“老钱，听说你要考会计师证？真打算干到底啊？”
“不然呢？”钱富贵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浓茶，“沈总上个月开会说了，明年开始，所有中层干部必须持证上岗。采购、财务、人事这些关键岗位，至少要初级职称。”
马大姐是采购部的老人，当年跟李秀兰一起进厂的。
她叹了口气：“我也在学呢，物资管理那本书，厚得能当砖头。我家那口子说我瞎折腾，‘都四十多了，还能干几年？’”
“能干几年干几年，”钱富贵说，“总不能让人指着鼻子说，北极光的老家伙都是混日子的。”
这话戳中了教室里所有人的心事。
质检科的孙师傅放下手里的游标卡尺——他五十岁了，还在学使用新的检测仪器，因为沈墨引进了光谱仪和微生物检测设备，传统的“看闻尝”已经不够了。
运输队的老赵在学调度软件，采购部的在学供应链管理，连食堂的大师傅都在学营养配餐。
不是他们多爱学习，是不得不学。
因为厂里来了越来越多年轻人。
大学生，中专生，技校生，个个有文化，懂技术，上手快。
老员工们刚开始还端着“师傅”的架子，但慢慢地，发现自己教不了那些新东西了。
机器是进口的，操作手册是英文的；
管理软件是计算机控制的，报表是自动生成的；
连开会用的PPT，都是年轻人做的，花花绿绿的图表，看得人眼花缭乱。
“有时候想想，真憋屈。”老赵压低声音，“咱们当年跟着陈总打天下的时候，哪有这些玩意儿？
靠的是啥？是两条腿跑出来的渠道，是一口唾沫一个钉的信誉！
现在倒好，啥都要数据，啥都要报表，好像咱们那些年白干了似的。”
教室里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钱富贵，等他说话。
钱富贵放下茶杯，沉默了好一会儿。
窗外，天已经大亮了，厂区传来换班的铃声。
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新的让他们这些老家伙跟不上的变化。
“老赵，”他终于开口，“你还记得八三年冬天，咱们往苏联运那批羽绒服的事吗？”
老赵一愣：“咋不记得？零下三十度，车在半路抛锚了，咱们几个轮流钻车底修，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最后赶在关口关闭前把货送到了，安德烈那老毛子还请咱们喝了伏特加。”
“那批货的利润是多少，你还记得吗？”钱富贵问。
“这……具体数字记不清了，反正不少。”
“我记得。”钱富贵从包里掏出那个黑色笔记本——和陈望、伊万同款的笔记本，是陈望去年统一发的，要求所有中层干部记录工作日志。
他翻到某一页，“那批货总成本十七万八千，销售额四十二万五千，毛利率58%。
但运输损耗率11%，比正常高五个点；
通关时间比计划多两天，仓储费超支三千；
司机补助超支一千五。最后净利率只有31%。”
他抬起头，看着老赵和其他人：“这些数字，当年咱们知道吗？不知道。咱们就知道货送到了，钱挣了，高兴。
可陈总知道——他那个小本本上，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才能越做越大，所以咱们才能从倒腾山货的知青，变成今天这个厂子的元老。”
教室里鸦雀无声。
“沈墨来了之后，把这些数字摆到台面上，要求每个人都得懂，都得会算。”
钱富贵合上笔记本，“刚开始我也抵触，觉得这是不信任咱们。但现在我明白了——陈总不是不信任咱们，他是想让咱们变成他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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