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指向街边排队买面包的人群：“而他们，还在排队，还在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救济。”
“所以，”他转回头，看着安德烈，“与其说我们趁人之危，不如说我们给了一些人不用排队的机会。这个国家需要帮助，但不是施舍，是实实在在的工作、生产、交换。我们提供工作，他们提供劳动；我们提供商品，市场提供回报。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最持久的帮助。”
安德烈长久地沉默。风吹过，带来工厂方向隐约的机器轰鸣声。
“也许你是对的。”他终于说，“也许……这才是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不是口号，不是斗争，是有人把工厂开起来，把机器转起来，让人们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
两人继续往前走。快到工厂时，安德烈突然笑了：“伊万，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更像苏联人——相信劳动，相信生产，相信普通人通过双手创造生活的权利。”
伊万也笑了：“不，我是中国人。但也许，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和苏联人，和所有人，想要的都是一样的——一份有尊严的工作，一个安稳的家，一个值得奋斗的未来。”
工厂大门就在眼前。门卫看见他们，立正敬礼——那是老派苏联工人的习惯，虽然工厂已经换了主人，但一些传统还在延续。
院子里，工人们正在下班。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来，手里拎着刚发的罐头和方便面——那是工资的一部分。有人脸上带着笑，有人边走边讨论明天的生产计划，有人急着回家给家人看今天的收获。
虽然外面是动荡的时代，但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生活还在继续，希望还在生长。
伊万站在门口，看着工人们离去的身影。
他想起了陈望常说的话：“在废墟上种下种子，等待它发芽。”
现在，在列宁格勒的这片废墟上，种子已经种下了。
虽然还只是一棵幼苗，虽然还要经历风雨。
但只要根扎下了，只要有人浇水、施肥、守护。
总有一天，会枝繁叶茂。
会告诉所有人：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生命，也从未停止寻找破土而出的可能。
农安县食品厂改造工地上，机器轰鸣。
沈墨戴着安全帽，和马厂长一起站在正在改造的生产线前。原来的老旧设备已经拆除了一半，新运来的无菌灌装设备正在安装。工人们忙碌但有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
“沈总，”马厂长指着正在安装的灌装阀，“这玩意儿真能把精度提到正负三毫升？”
“能。”沈墨点头，“这是哈尔滨研究院自己研发的，材料用的是特种不锈钢，加工精度比苏联的二手设备高一个等级。虽然比不上德国日本的顶级设备，但比原来的强多了。”
“那成本呢？”
“单套灌装阀的成本是八千元，是原来的三倍。但寿命是原来的五倍，而且精度稳定，产品合格率能从百分之八十五提到百分之九十五。算下来，还是划算的。”
马厂长若有所思地点头。这个老厂长，正在努力理解这些新概念——成本效益比、产品合格率、投资回报周期。虽然他算得慢，但算得认真。
“马厂长，”沈墨突然问，“您在这厂里干了多少年了？”
“三十一年。”马厂长不假思索，“1971年进厂，从学徒干起，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
“那您觉得……这厂子还能活多少年？”
马厂长沉默了。他看向车间里那些忙碌的工人，有些是他看着长大的，有些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那些面孔上有汗水，有疲惫，但更多的是专注和期待。
“以前我觉得，活不了几年了。”他缓缓说，“设备老，产品差，卖不出去，工资发不出来。工人们都在找后路，年轻人都不愿意来。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想，等我退休了，这厂子是不是就关门了？”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发颤：“但现在……现在我觉得，还能活。不仅活，还能活得好。你看这些工人，他们学新东西多快！你看这些设备，多亮！你看这车间，多有生气！”
沈墨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车间的窗户擦得干干净净，阳光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整齐的光斑。新设备的金属表面泛着冷光，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在技术员的指导下认真操作。墙上贴着新的标语：“质量是生命，创新是出路”。
虽然只是一家县食品厂的车间。
但这里，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马厂长，”沈墨轻声说，“您知道吗，在哈尔滨，我们有个老工人叫钱富贵，四十六岁了，在学会计，要考会计师证。他说，不能让人指着鼻子说，北极光的老家伙都是混日子的。”
马厂长转头看他，眼睛里有光。
“所以您看，”沈墨指向那些工人，“他们不是学不会，是不想学；不是做不好，是没动力。现在给了他们机会，给了他们希望，他们比谁都拼命。因为这不仅是工厂的活路，也是他们自己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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