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格勒，深夜。
伊万站在工厂的屋顶上，手里拿着弗拉基米尔刚从乌克兰发回的电报。夜风吹得纸张哗哗作响，他不得不用力按住。电报内容很长，是用加密暗语写的，他花了二十分钟才全部译完：
“基辅第一食品厂情况如下：厂房占地十五公顷，生产线七条（其中三条德国设备，四条苏联设备），目前全部停产。工人八百三十七人，欠薪累计九个月。厂区有水井、有锅炉房、有铁路专用线。乌克兰国有资产管理局报价：整体出售，五百万美元；合资经营，乌方以资产入股，占百分之四十九。厂长瓦连京·彼得罗维奇，五十五岁，技术出身，想做事但无力回天。建议：实地考察。弗拉基米尔。”
五百万美元。伊万在心里快速换算。按照现在的黑市汇率，相当于两千五百万卢布。对一家占地十五公顷、设备齐全的食品厂来说，这个价格不算高——如果在正常年份，至少值一千万美元。
但现在是1992年的乌克兰。政局动荡，经济崩溃，卢布贬值，这样的工厂就像烫手山芋，没人敢接。
除了他们。
伊万收起电报，望向南方。那里，越过俄罗斯平原，就是乌克兰，那个正在挣扎着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那里有黑土地，有粮食，有工业基础，也有无数个像基辅第一食品厂一样，在废墟中等待重生的企业。
安德烈踩着铁梯爬上来，手里提着伏特加和两个杯子：“怎么，睡不着？”
“在想乌克兰的事。”伊万接过杯子，两人就着屋顶的寒风喝酒。烈酒入喉，烧出一条热线。
“弗拉基米尔的消息可靠吗？”安德烈问。
“可靠。”伊万点头，“他人在基辅，亲眼看的厂，亲自谈的人。而且……他需要我们成功。成功了，他才有位置，才有未来。”
安德烈沉默地喝了几口酒，突然说：“伊万，你说……咱们这么干，算不算……趁火打劫？”
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很多次，但第一次问出口。
伊万没有马上回答。他看向脚下的工厂——车间里还亮着灯，那是夜班工人在生产明天要发的货。机器的轰鸣声透过屋顶隐约传来，像这座城市虚弱但依然跳动的心脏。
“安德烈，”他缓缓开口，“你见过饥荒吗？”
安德烈一愣：“见过。小时候，六十年代初，家里没粮食，吃树皮。”
“我也见过。”伊万说，“不是在苏联，是在中国。北大荒，1979年冬天，知青点断粮，二十几个人饿得眼睛发绿。那时候，如果有人卖给我们粮食，哪怕价格翻十倍，我们也会感激他——因为那救的是命。”
他顿了顿：“现在乌克兰这些工厂，就像快要饿死的人。设备在生锈，工人在失业，技术在被遗忘。我们过去，不是趁火打劫，是给他们粮食——给工作，给订单，给技术，给活下去的机会。当然，我们也赚钱，但这是公平的交易：我们救活工厂，工厂给我们利润。”
安德烈长久地看着伊万，这个中国人在月光下的侧脸显得格外坚毅。
“也许你是对的。”他终于说，“但别人不会这么想。他们会说，中国人趁苏联解体，来抢我们的资产。”
“那就让他们说。”伊万语气平静，“我们用事实说话——工厂开工了，工人领工资了，产品卖出去了，国家有税收了。时间长了，事实会说话。”
他喝干杯里的酒，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我决定去乌克兰。亲自去看看。”
“现在？”安德烈皱眉，“那边很乱，基辅天天有游行。”
“乱才有机遇。”伊万说，“等一切都安定了，机会就不是我们的了。你留在列宁格勒，把生产抓好。我去一周，最多十天。”
安德烈还想说什么，但看到伊万的眼神，知道劝不住。
“那……带几个人？”
“就带弗拉基米尔介绍的那个向导，叫谢尔盖的年轻人。人少，目标小。”伊万想了想，“另外，从厂里带些样品——罐头、方便面、饮料。我要让乌克兰人看到，我们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们有实实在在的产品，有市场，有能力。”
两人又站了一会儿，直到酒喝完，夜风更冷。
下屋顶时，安德烈突然说：“伊万，小心。这个国家……正在死去。死去的巨兽，最后的挣扎最危险。”
伊万脚步顿了顿，没有回头。
“我知道。”他说，“但巨兽死去的地方，会有新生命生长。我们要做的，是在那片土地上，种下第一批种子。”
他走下铁梯，身影没入车间的灯光中。
安德烈站在屋顶上，看着脚下的列宁格勒。这座城市在夜色中沉默着，像一头疲惫的巨兽，正在缓缓沉入历史的长夜。
但在这片沉寂中，有那么几处灯火，依然顽强地亮着。
比如脚下这座工厂。
比如更远处，那些还在排队买面包的人们窗口透出的微光。
生命，从来不会轻易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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