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区里代表此时清了清嗓子，开口道：“伊万·伊万诺维奇，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不过，工厂的恢复涉及方方面面，区里也很关心本地的就业和稳定。除了你们，可能还有其他对本厂感兴趣的投资方。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工厂目前还有一些历史债务和资产纠纷，这些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计划也难以实施。”
这显然是另一种形式的拖延和施压，暗示可能还有“其他投资方”（是否与波波夫有关？），并且抛出了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难题。
伊万早有准备。他示意谢尔盖将另一份文件副本递给与会者。“关于历史债务和资产纠纷，我们在前期调研中已有所了解。我们认为，在市政府和区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下，完全可以通过债务重组、资产剥离等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妥善解决。北极光愿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承担一部分解决历史包袱的责任，作为我们投资诚意的一部分。至于其他投资方，”他停顿一下，目光坦然扫过众人，“我们欢迎一切有实力、有诚意、真正想振兴‘红色十月’的伙伴参与竞争。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竞争与选择。我们相信，我们的方案经得起比较。”
他不卑不亢，既表达了合作解决困难的意愿，又展现了对自己方案的充分信心，同时将“竞争”的皮球轻轻踢回给了对方——你们可以引入其他竞标者，但前提是对方也得拿出同等分量的诚意和方案。
格里高利副局长一直静静听着，此时才开口，语气审慎：“伊万·伊万诺维奇，你们的方案很全面，也很有吸引力。市工业局的原则是，谁能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妥善安置职工，谁就是优先考虑的合作对象。你们提到的股权比例和监督机制，是重要的参考因素。今天的会议很好，信息交流很充分。下一步，我们需要对你们提出的技术细节、资金证明、以及解决历史问题的具体方案，进行更深入的评估。同时也需要听取工厂职工更广泛的意见。请你们提供更详细的书面材料。区里和厂方代表，也要尽快梳理清楚工厂的现状和问题清单。”
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伊万知道，第一步已经成功迈出。他们正式、光明正大地亮明了方案和部分实力，获得了官方“深入评估”的入场券，更重要的是，在现场压制了可能的刁难，并在两位关键的工人代表心中留下了务实、可靠、尊重工人的初步印象。
散会后，格里高利副局长单独叫住伊万，低声说了一句：“材料准备扎实些。有些阻力，不在这个会议室里。”说完，便匆匆离去。
伊万和安德烈对视一眼，心中了然。
就在莫斯科会议进行的同时，千里之外的蒙古草原上，王建国小组的“经贸考察”也遇到了第一个实质性的小“成果”，也伴随着新的疑虑。
那位对“资源换加工厂”模式感兴趣的蒙古矿产部门年轻官员，名叫巴特图勒嘎，私下设宴款待了王建国。地点不在乌兰巴托的豪华餐厅，而是在他位于城郊的一处简陋平房里，由他的妻子亲手烹制了传统蒙古菜。气氛真诚而热切。
“王先生，你们的想法很有启发性。”巴特图勒嘎喝着奶茶，眼神发亮，“我们国家有丰富的矿产，但缺乏资金和技术进行深加工，只能廉价出口原材料，利润大部分被外国公司拿走。如果能像你们说的，在边境附近合资建设选矿厂甚至小型冶炼厂，雇佣本地工人，传授技术，那才能真正把资源变成发展的动力。”
王建国顺着他的话题深入探讨，提出了更具体的设想：比如针对蒙古储量丰富的萤石，可以合资建一个氟化工厂，生产附加值更高的氟化工产品；对于铜矿，则可以探讨建设铜线缆加工厂的可能性。中方提供技术、部分设备、市场渠道和启动资金，蒙方以矿产资源、土地、部分资金和人力入股。
巴特图勒嘎非常兴奋，甚至拿出了一些非公开的地质资料和初步的成本测算。双方相谈甚欢，约定由巴特图勒嘎在其部门内部进行非正式吹风，王建国则向国内（实则是向伊万和陈望）汇报，争取更具体的合作框架草案。
然而，就在宴会结束，王建国等人驱车返回旅馆的路上，他们乘坐的吉普车被一辆突然从岔路冲出的破旧拉达车轻微剐蹭。事故不大，但拉达车上跳下来三个满身酒气的蒙古青年，态度蛮横，纠缠不休，显然是想讹诈。随行的蒙古翻译下车交涉时，对方甚至推搡起来。
王建国坐在车里，冷静地观察。他发现，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没有开灯，里面似乎有人影。这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他示意助手不要下车，让翻译尽快报警。
警察来得不算慢，处理了纠纷，但那三个“醉汉”和那辆黑色轿车早已消失无踪。
“有人不想让我们和巴特图勒嘎走得太近，或者在警告我们。”回到旅馆，王建国在加密通讯中向伊万汇报，“手法低劣，但有效。巴特图勒嘎那边，会不会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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