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吴、郑二位太医的咄咄逼人与贝子爷的煽风点火，喜来乐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向前踏出一步，目光如电，扫过吴文柏和郑怀远，朗声道：“二位太医口口声声说草民之方寒热混杂，君臣混乱？殊不知，医道之玄妙，正在于辨证精准，圆机活法，而非墨守成规，胶柱鼓瑟！”
他不再与这二人做无谓的口舌之争，转而向睿亲王深深一揖，声音清越，掷地有声：“王爷！既然二位太医对草民的医术与方药心存疑虑，百般质疑，草民愿当场与二位太医大人论一论福晋之疾，以及此方立方之旨！就以此厅为堂，以医理为凭，以福晋病情为案，请王爷与在场诸位做个见证！若草民理屈词穷，甘愿立刻离开王府，绝无怨言！若草民能阐述明白，也请二位太医收起成见，以福晋凤体为重！”
“好！” 睿亲王见喜来乐如此自信坦然，心中天平又倾斜了几分，当即允准，“便依你所言！诸位，都请坐下！今日便当着本王的面，将这福晋的病机方药，论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也想彻底弄个明白。
众人见王爷发话，只得各自寻位子坐下。太医院诸人坐在一侧，喜来乐独坐对面，睿亲王则端坐主位，贝子爷悻悻地站在其父王身后。气氛顿时变得如同公堂对质，凝重而紧张。
论战伊始，喜来乐并未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击，率先发问，直指吴文柏论断的核心漏洞：“吴太医！您方才坚称福晋病机根本在于中焦虚寒，湿困脾土，主张当用理中、六君纯温纯补。那么，草民敢问，若果真如此，福晋为何口中会泛发甜味，舌苔反见黄腻？据《内经》所言，‘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此乃湿浊郁结中焦，郁而化热，上蒸于口之明证！绝非单纯虚寒！若此时纯用温补之剂，如同闭门留寇，非但不能驱邪，反而助长湿热之气，使其更加胶结难解，届时只怕痞闷胀满之症非但不能缓解，反而会加重！此其一也。吴太医对此，作何解释？” 他引经据典，直接将问题提升到理论高度。
吴文柏被问得脸色一僵，他自然知道“脾瘅”和“口甘”的理论，但在其固守的伤寒体系中，更强调虚寒一面。他强自辩驳道：“虚寒乃其根本，些许郁热，不过是标证而已！不足为虑！只要抓住根本，缓缓温之，扶助阳气，其标热自然随之而解！此乃治病求本之道！” 他的辩解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喜来乐不与他在此纠缠，立刻转向试图和稀泥的郑怀远，问题更加尖锐：“郑太医！您认为草民方中寒热混杂，药性掣肘。那么请问，附子理中汤（附子、干姜、人参、白术、甘草）温补中下二焦之衰阳，平胃散（苍术、厚朴、陈皮、甘草）燥湿运脾，行气消胀，此二者组合，乃是堂堂正正之师，温阳与燥湿并行不悖，何来混乱之说？加入黄连、黄芩，正是为了清解中焦已然生成之郁热，此为经典佐制之法！用苦寒之黄连、黄芩，制约附子、干姜之辛燥，防止温补之药助长内热，这如同在大军攻城拔寨之时，派出一支奇兵清除侧翼之敌，保障主力无后顾之忧！这亦是开门逐盗之意！使温阳而不助热，清热而不伤中焦阳气。此乃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之道！何来掣肘之说？郑太医熟读医书，难道不知仲景先师亦常寒温并用，如泻心汤类乎？”
他步步紧逼，根本不给他们喘息思考的机会，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股渊渟岳峙般的自信与气势，目光扫过全场，最终定在睿亲王脸上，开始了他的总攻与全面阐述：
“王爷！诸位！吴、郑二位太医之论，看似各有道理，实则均未能窥得福晋病情之全貌！未能把握其三焦同病，虚实寒热交错之复杂病机！”
“福晋之疾，非独在中焦！” 他伸出手指，虚点向上、中、下三个方位，“其上焦，气机不宜，可见胸闷、气息短促（此可据其倦怠、久卧推断）；其中焦，枢机不利，湿浊壅滞，故见痞闷、纳呆、口甜；其下焦，命门火衰，阳气不充，故见形体日渐消瘦、精神极度倦怠、必然伴有畏寒肢冷（此乃阳虚必然之症）！此乃上、中、下三焦俱病之象！而非独在中焦！”
“而致病之邪气——湿与热，亦非独踞中焦！其弥漫三焦，上可达肺扰其宣发，中则困厄脾胃，下可流注肾腑！故而治疗之法，岂能固守一隅？”
“故草民所立之方，” 喜来乐再次拿起那张被太医们诟病的药方，声音清晰如同玉磬，一字一句地解析，“其用意深远，正在于三焦同治，统筹全局！”
“方中：附子大辛大热，通行十二经脉，峻补命门真火；干姜温中散寒，守而不走。二者合力，如同烈日融冰，旨在温煦下焦，补火助阳，从根本上扭转阳虚之局面，此为君药！如同定鼎之基石，治国之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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