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末，山中湖的积雪开始消融，但寒意依旧深入骨髓。Beyond的录音工作进入了最为胶着的阶段。每天超过十小时泡在录音室里，与精细到毫秒的节拍、反复调试的音色、以及语言隔阂带来的微妙表达困境搏斗，让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就在某个疲惫的深夜，一通来自香港的紧急越洋电话，打破了原有的一切进度安排。许冠杰先生决定退隐，邀请众好友录制纪念专辑。接到邀请的Beyond几乎没有犹豫，便决定参与，并选择了许冠杰的代表作之一——《半斤八两》。
这个消息在团队内部引发了小小的震动。日本的录音计划本就紧张，这等于要从中硬生生剜出一块时间。乐瑶看到家驹接完电话后，眉头紧锁地在窗边站了很久，指尖夹着的烟燃了大半都忘了吸。她知道，他心里那架天平，一端是眼前必须完成的、关乎乐队在日本发展的重任，另一端是来自香港乐坛前辈的情谊，以及用自己音乐向经典致敬的冲动。而天平的两端，都无比沉重。
“一定要做吗？”乐瑶递给他一杯温水，轻声问。
家驹接过水杯，目光仍看着窗外漆黑的、隐约可见轮廓的远山，声音有些沙哑：“Sam哥开声，点可以唔做？而且，《半斤八两》……几衬我哋而家嘅心情。” 他转过头，眼里有种复杂的光，“打工仔心声，我哋以前唱《俾面派对》有少少似，但呢首更直接。我觉得……我哋可以唱出啲新意思。”
决定一旦做出，便只剩下执行。时间被压缩到极致。他们向Amuse的制作团队说明了情况，争取到了几天宝贵的空档。接下来的日子，白天他们仍需处理日语录音的收尾或修改工作，到了夜晚，那栋木屋的客厅便成了临时排练室。沙发再次被推开，乐器接上简易音箱，乐谱和草稿纸摊了一地。
最初的编曲并不顺利。如何将这首带着浓厚七十年代港式市井气息的经典，用Beyond的方式重新诠释，又不失其精髓？他们尝试了不同的节奏和配器，争论、推翻、再尝试。家驹往往是那个最执拗的人，抱着吉他一遍遍弹着riff，时而摇头，时而与世荣激烈讨论鼓点的进法。阿Paul和家强也贡献着想法，客厅里常常弥漫着烟味、咖啡味和激烈的音乐片段。
乐瑶有时会安静地坐在角落，用DV记录一些片段，更多时候是帮他们煮咖啡，或默默收拾满地的纸团。她能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属于Beyond的创作火焰又在燃烧，尽管这火焰是在异国他乡、在巨大压力下的缝隙中艰难点燃的。家驹的眼底有疲惫，但当她偶尔与他对视时，也能看到一种久违的、近乎锋利的光芒。
磨了两三天，那个属于Beyond的Rock版《半斤八两》终于有了雏形。当强劲的鼓点和失真吉他riff取代了原曲标志性的口哨前奏，当家驹带着嘶哑力度唱出“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籴直头系坏肠胃”时，乐瑶感觉手臂起了鸡皮疙瘩。那不再是单纯的诙谐与自嘲，而是注入了一种属于九十年代年轻人的、更直接有力的控诉感和爆发力，真如家驹所说，唱出了“打工仔要讨伐老板”的气势。
他们带着这个编曲雏形和满腔的紧迫感，匆匆飞返香港，在熟悉的录音棚里，以最高效率完成了这首意义特殊的致敬之作。
然而，这趟紧急行程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显而易见的。返回日本后，原本就紧张的日程彻底被打乱，积累的疲惫也达到了顶点。与Amuse制作团队的会议气氛变得有些凝重。日方制作人虽然表示理解，但商业计划的延误是客观事实。
经过反复磋商，现实的压力迫使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最初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两个月内完成粤语、普通话、日语三个版本的完整专辑——被证明过于理想化。最终，他们达成共识：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超快时间表，同时也暂时搁置了将全部歌曲都填上日语歌词的庞大工程。专辑将以粤语版本为核心优先完成，日语版本则选择部分重点曲目进行录制和填词。
决定做出后，乐瑶看到家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她知道他有些沮丧，那个希望用音乐彻底打开日本市场、甚至进行深度文化融合的初衷，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折衷。但当他走出房间时，脸上更多的是冷静和务实。
“慢慢嚟啦。”他对担忧地看着他的乐瑶说，语气平静，“饭要一口口食，歌都要一首首做好。最紧要系，我哋做嘅音乐，要对得住自己先。”
窗外，山中湖的春天似乎终于要挣扎着到来，冰雪消融的细微声响日夜可闻。录音室里的灯光依然常常亮至深夜，但节奏似乎有了一些调整，少了一些最初的焦灼，多了一份在妥协中依然坚持的笃定。而那段插曲般的《半斤八两》录制经历，就像一剂强心针，提醒着他们音乐的根与血性，也让他们在异国的精细打磨中，不至于忘记最初为何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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