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清查最显着的变化,便是并州全境的人口结构重塑。
此前历经战乱、流民滋生、军户征调的并州,全境在册民口足足三百四十万之多,人口稠密却土地贫瘠,地狭人稠、民生困顿,大量青壮闲置,既不利于农耕屯垦,也难以支撑边防军备,更是地方粮价不稳、治安紊乱的根源。
经过整整一年有序、分批、管控严格的官方迁徙安置,并州泛滥的过剩人口终于回落至汉灵帝中平四年战乱之前的稳态水准。
如今并州全境核定户籍人口,定格为两百二十万口,全年净迁出人口高达一百二十万。
除却少量沿途老弱病故、零星流民散落,其中一百一十万完整民户人口,尽数被官府妥善分流、安置于幽州、冀州两地的空旷荒地、未垦沃土之中,极大缓解了并州的人口压力,同时充实了幽冀二地的农耕人力,盘活了关东腹地的土地资源。
现阶段唐国在并州的实控疆域极为稳固,牢牢掌控九郡之地,分别为上党郡、太原郡、雁门郡、定襄郡、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西河郡以及地处并州西南要冲的河东郡。
不止固守固有疆域,唐军的势力还在持续向西、向南稳步渗透,对上郡形成蚕食推进之势。
时至今日,唐军已彻底占据上郡五分之二的疆域,兵锋与管控势力持续向关中北境边缘延伸、渗透,步步压缩地方割据势力与胡人残余部落的生存空间。
伴随着持续两年多的军事渗透、屯垦戍边,上郡的军户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早前此地边荒荒芜、局势动荡,唐军驻守军户仅有一两万口,军力单薄、戍守艰难;而今持续移民屯军、府兵携家定居,上郡军户人口已暴涨至六七万口。
为稳固边防、扎根疆域、自给自足,唐军在上郡境内依山傍险、据守要道,修筑起大大小小数十座军堡,形成了层层相连、首尾呼应的军屯防御体系。
这些军堡兼具驻军、屯田、囤粮、戍边、预警多重作用,无数军户落地扎根,开荒耕种、操练守备,让原本荒芜贫瘠、战乱频发的上郡边境,逐步变成了壁垒森严、军民扎根的唐国边防重镇。
此次大规模人口外迁,并非并州全域均匀迁出,而是官府精准规划、定向分流,呈现出极强的地域集中性。
并州八郡之中,人口外流核心集中在河东、上党、太原,雁门四郡,是本次人口迁徙的核心承载地,人口降幅最为剧烈。
河东郡作为并州西南富庶之地,此前商贸繁茂、人口密集,经大规模移民分流后,在册民口已降至三十二万左右;地势险要、群山环绕的上党郡,流民尽数外迁、过剩人口清空,现存民籍人口四十七万;并州核心腹地、州治所在的太原郡,人口亦大幅疏解,现存在册民口五十九万。
仅此河东、上党、太原三郡,全年外迁安置的民户人口便足足突破百万之巨,占据了并州外迁总人口的八成以上。
除此之外,北疆咽喉雁门郡,作为边地重镇,亦有序迁出二十万人口,补充关东各州,与前三郡共同承担了并州全境所有的人口外迁任务,完美完成了官府既定的人口疏解国策。
而并州北疆四郡——定襄郡、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全程不在人口外迁名录之中。
此地毗邻草原胡地,是抵御游牧部族南下的第一道屏障,地广人稀、土地辽阔,最缺耕户与守军,非但不迁出人口,反而持续吸纳内地过剩人口、流民与军户,持续填充北疆边防实力,夯实北疆防线。
另有西河郡的人口迁徙独具针对性,其外迁民众几乎全部向上郡方向流动,迁徙主体并非普通流民百姓,而是拖家带口的府兵家族,属于纯粹的军事移民、戍边移民,目的性极强、战略意义极重。
这类府兵携家迁徙,对并州本土的劳动力损耗极大,代价远超普通民户迁移。
按汉末基层聚落结构保守核算,一户正规唐军府兵,直系家眷便有两三口人,除却妻儿老小之外,府兵庄园、耕地之中,还依附有数户佃户、帮工、仆从,皆是依附其生存的核心劳动力群体。
一户府兵举家西迁,连带依附人口一并迁徙,保守估算,会直接让并州本土流失八名以上的壮年青壮年劳动力。
这也是并州腹地农耕劳动力锐减、土地重新分配的核心原因。
而此番李渊麾下所有户口统计、鱼鳞册造册,皆严格沿袭大汉旧制,有着极为明确、贴合封建时代税制体系的统计规则。
纵观东汉一朝乃至整个封建王朝,官方户口统计素来不会统计孩童人口,并非官府疏漏,而是源于根深蒂固的人头税制度。
封建时代赋税繁重,人头税按在册人口定额征收,鱼鳞官册之上每多登记一人,对应家庭便需要多缴纳一份赋税、承担一份徭役。
百姓为避税避役,历来不会主动呈报幼童户口,地方官吏亦默认此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不成文的铁律:孩童未成年,不入户籍、不征赋税、不录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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