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最早开设郡学的四郡，办学之路亦是步步维艰、荆棘遍布，绝无半分顺遂可言。
很多人习惯性以宋末、明末的文教盛况，惯性看待古代王朝的办学体系，却不知东汉末年的文教条件，是历代乱世之中最为贫瘠、最为艰难的时代。
别说对比文教昌盛、活字普及、书籍泛滥的宋明两代，即便是相较于印刷初兴、纸张普及、文士辈出的隋末，东汉末年都远远不及。
这是一个文籍珍贵如金、读书门槛高绝九天的时代。
此时世间尚无成熟的造纸术、印刷术，蔡侯纸虽有雏形，却工艺粗糙、产量极低、造价高昂，根本无法普及民间。
天下所有经书典籍、儒道要义、律法礼制、文史记载，几乎全部依托竹简、木牍传承。
竹简笨重易碎、储存艰难、抄写繁琐、造价昂贵，一卷完整的《论语》《春秋》，便需数十上百枚竹简串联而成，搬运费力、珍藏不易，寻常世家都难以集齐整套经书，更何况是寒门庶民？
在这个时代，能用得起竹简、读得起书的人，绝非寻常百姓。
读书，从来不是一门学识，而是一种顶级特权，是世家士族垄断数百年的绝对壁垒。
寒门子弟无书可读、无师可拜、无资求学，从出生起便被锁死了上升通道。
普天之下，九成九的识字之人、饱学之士，尽数盘踞在传承数代、累世为官、藏书丰厚的高门士族之中。
也正因如此，当初李渊在并州四郡开设郡学，压根没有正统大儒、名门名士主动前来投奔执教。
乱世流离，名士隐于山林、大儒避于世家，谁也不愿投身初创的割据势力，更不愿为新生的李唐政权传道教学。
李渊手中最初的一批夫子，根本不是慕名投靠的贤才，而是他起兵征战、攻破郡县之后，从各路败军、旧汉官吏、落魄僚属之中俘虏、筛选、收纳而来。
这批人，是整个并州地界，仅存的一批识字知礼、通晓政务、略通经义的读书人。
可这群旧汉官吏，心性复杂、立场暧昧，身上带着旧朝烙印，心中眷恋汉室门庭，对新生的李唐并非真心归附。
故而李渊对这批夫子，一直是半威胁、半利诱，边利用、边提防。
他以权势威压束缚其身，以俸禄名望笼络其心，一点点磨去他们的旧朝执念，慢慢积累、拼凑出并州仅有的文教根基。
数年时间，才勉强撑起四座郡学的寥寥师资，堪堪维持并州一隅的教化运转。
这般师资贫瘠的困境，在并州狭小地界尚且捉襟见肘，如今放到广袤万里的河北大地，更是被无限放大，彻底暴露了大唐文教的致命短板。
大唐疆域暴涨十倍不止，可夫子的数量，依旧是并州时期的那寥寥数百人，数年之间几乎没有增量。
旧的师资早已被拆分殆尽，分摊在并州四郡，勉强维持学宫运转；新的儒师、名士、大儒，无人前来投奔，无人愿意出仕执教。
李渊立于邺城宫城之上，望着手中的地方奏报，只觉得满心沉重。
如今河北新定，百废待兴。
他锐意推行科举、打破士族垄断、提拔寒门子弟、制衡河北高门，想要以文教收拢民心、以科举重塑朝局、以新学瓦解世家私学的独霸之局。
可推行新政、开设新学、选拔寒门，最根本的根基便是师资。
没有夫子，便没有郡学；没有郡学，便无新学传承；无新学普及，寒门便无求学之路；寒门无读书种子，他苦心谋划的科举新政、制衡士族、集权皇权的一切布局，尽数是空谈！
更让李渊棘手的是当下的死循环。
河北之地，百年以来尽数被本地士族垄断文脉。
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巨鹿魏氏等一众高门大阀，累世藏书、世代传学、私学遍布州县。
他们掌控着河北仅有的读书资源，掌控着所有本土文士，死死捏住文脉话语权，根本不肯将手中的师资、典籍、读书人外放，更不肯配合李唐开设官学、普及新学。
士族心知肚明：李渊兴官学、办郡学、推科举，本质就是在挖士族的根基，断世家垄断仕途的千年特权。
故而所有河北士族，尽数默契抱团，隐匿文士、封锁典籍、关闭私学、消极抗命。
朝廷要征辟儒师，士族便以“族中无贤才、子弟皆不通儒理”搪塞推诿；朝廷要开设官学，士族便暗中阻挠、散播流言、煽动乡绅抵触；朝廷要招揽寒门文士，士族便提前笼络、威逼利诱，断绝朝廷取材之路。
并州带来的寥寥夫子，杯水车薪，根本无法铺满河北上百郡县。
一个郡尚且难以配齐数名讲师，更别说一县一学、乡乡有教。
无数新归附的河北郡县，学宫空空荡荡、校舍无人值守、经书残缺不全，偌大官学，无师、无书、无徒，形同虚设。
百姓依旧只能依附士族私学，听闻世家片面教化，心中只知高门，不知朝廷；只认士族恩义，不识大唐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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