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有才无德，是国之贼啊。”
吴伯宗叹了口气，
“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天下户口减半；唐玄宗重用李林甫，酿成安史之乱。
这些人，哪个不是才干出众？可就是因为德行不修，才把国家搅得一团糟。
臣怕新学选出来的，多是这样的人。
到时候酷吏遍地，百姓受苦，反而得不偿失。”
第三条，他伸出第三根手指，语气更沉了几分：
“其三，教化之忧，什么是教化？不是教百姓怎么吃饭、怎么干活，是教百姓怎么做人。
官府办社学，设科举，根本目的不是教百姓谋生，是移风易俗，是让天下人都明礼义、知廉耻、守本分。
百姓懂礼，就不会作乱；百姓知耻，就不会犯法，这才是教化的根本。”
“可新学教的是什么？是算学、是手艺、是谋生的本事。
说白了，就是教怎么赚钱、怎么干活，这不是教化，这是授业。
把授业当成教化，就是本末倒置。
王爷想想，要是天下人都觉得，学手艺就能当官、就能发财，谁还愿意讲礼义廉耻？
大家都去学能赚钱的本事，都去琢磨怎么投机取巧，民风就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浮躁。”
“民风一坏，再想挽回来就难了。
到时候父子争利，兄弟反目，邻里相欺，人人都往钱眼里钻，仁义道德没人提，礼义廉耻没人守。
这样的世道，就算钱粮再多，军械再精，又有什么意思？百姓过得不会幸福，江山也不会安稳。”
说到第四条，吴伯宗的神情格外郑重，对着老朱深深一揖：
“其四，国本之忧，陛下，自古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阶层，是王朝的根基。
他们读圣贤书，忠君爱国，辅佐君王治理天下，维系地方秩序。
朝廷的政令靠他们推行，地方的治安靠他们维持，乡里的教化靠他们引领。”
“科举取士，让天下读书人都有盼头，都愿意站在朝廷这边。
所以士心稳，则天下稳，可现在王爷另开新学仕途，等于告诉天下人：不读圣贤书，也能当官。
这看似是多了一条路，实则是分化了士心，动摇了士大夫阶层的根基。
“以后，朝堂上会分成两拨人：一拨是科举出身的儒臣，一拨是新学出身的技官。
两拨人理念不同，来路不同，必然互相倾轧，党争不断。
党争一起，朝政就乱了，历朝历代，党争都是亡国的前兆啊陛下！”
“再者，地方上的士绅，都是科举出身的家族，他们是朝廷在地方的支柱。
要是他们觉得朝廷不重视儒学了，不重视读书人了，他们的心就凉了。
地方士心一散，朝廷的政令到了地方，就没人真心推行了，这不是动摇国本是什么？”
四条说完，吴伯宗再次躬身行礼，语气恳切至极：“陛下，王爷。
臣所言句句出自肺腑，没有半分私心。
臣并非反对学技艺，臣只是反对把技艺抬到与道统并列的高度，反对另开仕途扰乱选官之法。
臣以为，技艺可以让胥吏学，可以让工匠学，可以在国子监设个杂科，没必要大张旗鼓开新学、开仕途。”
“祖宗之法，千年规制，不是不能改，但不能乱改。
一动根基，后患无穷，还请陛下三思，请王爷三思。”
吴伯宗这番话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既没有人身攻击，也没有扣大帽子，
全是从儒家治国的核心逻辑出发，层层递进，把新学的“危害”讲得明明白白。
殿里的文官们听完，一个个面露赞同之色，不少人都微微点头。
“吴学士说得太对了！这才是正理！”
“是啊，从道统到国本，处处都说到点子上了。”
“还是吴状元有学问。”
底下的议论声不大，却清晰可闻。
不少文官都挺直了腰杆，觉得吴伯宗这番话，肯定能说动陛下，至少也能让秦王好好掂量掂量。
就连老朱，也微微皱起了眉头，显然是听进去了几分。
他不怕文官们闹，也不怕他们为了私利反对。
可吴伯宗说的这些，关乎道统、关乎治道、关乎江山稳固，这些都是他作为皇帝，不得不考虑的事。
老朱的目光，缓缓落在了朱瑞璋身上。
他想看看，自己这个弟弟，要怎么反驳这番话。
朱瑞璋站在原地，静静地听完了吴伯宗的长篇大论。
他不得不承认，吴伯宗确实是个人物。
比起宋讷的迂腐、任昂的偏激，吴伯宗的逻辑要完整得多，也更有迷惑性。
他站在道德和道统的制高点上，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听起来全是为国为民的好话。
要是换个别的藩王，或者换个普通的大臣，说不定真就被他说动了。
可惜，他是朱瑞璋。
一个从后世穿越过来的人，见过更广阔的世界，知道历史的走向。
他太清楚这套逻辑的问题在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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