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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市公安局·特殊审讯室
时间：翌日上午9时03分
审讯室深埋于刑侦支队地下二层，四壁是浅灰色的吸音材料，空气里漂浮着消毒水与旧档案混合的冷冽气味。唯一的光源来自天花板上那盏低瓦数的条形LED灯，惨白的光线垂直落下，在铁质审讯桌表面形成一道清晰的分界线——一侧明亮如手术台，一侧隐于阴影。
吕奕凡坐在明亮的一侧。
他穿着深蓝色警服衬衫，领口纽扣系到最上一颗，肩章上的四角星花在冷光下泛着金属般的硬泽。袖口挽至小臂中段，露出腕骨分明的手腕和那块表盘磨损的军用手表。他坐姿挺拔如松，背脊却微微前倾——一种既具压迫感又不失审视距离的姿态。
双手自然交叠置于桌面上，指节修长，指腹有常年持枪磨出的薄茧。此刻左手食指正以极缓的速度、极轻的力道，一下、一下，叩击着桌面。
“叩、叩、叩。”
声音很轻，却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形成一种诡异的节律，像倒计时的秒针，又像某种缓慢收紧的绞索。
桌对面，阴影笼罩的一侧，铐着张秀梅。
她五十出头，身形矮胖，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碎花短袖衫，头发油腻地贴在额角。脸盘宽大，眉眼间距很开，鼻梁塌陷，嘴唇薄而外翻——相学上所谓的“鲶鱼嘴”，此刻正紧抿着，嘴角向下撇出两道极深的法令纹，像两条干涸的沟壑。
但那双眼睛，才是最令人不适的。
眼白浑浊泛黄，瞳孔却异常漆黑，看人时不聚焦，像两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又像某种冷血动物在暗处窥伺。她坐在那里，身体微微佝偻，双手被铐在桌面的固定环上，却不见多少慌张，反而有种麻木的、近乎嘲讽的平静。
（内心：警察？呵，见多了。能拿我怎样？）
吕奕凡的叩击声停了。
他缓缓抬起眼，目光如手术刀般精准地落在张秀梅脸上，从她的额头，到眉心，到鼻梁，到嘴唇，最后定格在那双眼睛上。
“张秀梅。”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每个音节都像冰锥凿进寂静，“1969年生，户籍赣省抚州。十七岁开始‘跑生意’，最早在火车站兜售假车票，二十三岁第一次因拐卖儿童被判五年，出来后重操旧业，手段升级。”
他顿了顿，从手边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推到分界线边缘——刚好在光与影的交界处。
照片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县城汽车站，人群熙攘，背景模糊。但画面中央，一个扎着两根麻花辫的年轻女子正弯腰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说话，女子侧脸依稀能辨出张秀梅年轻时的轮廓，男孩则一脸茫然，手里攥着半块糖。
“这是1993年，赣东打拐专项行动时，从一名被击毙的同案犯身上搜出的。”吕奕凡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读一份气象报告，“技术科用AI做了清晰化处理，人脸识别匹配度97.8%。照片里的男孩叫陈小亮，被拐时三岁零四个月，四天后在邻省的山沟里找到时，右腿骨折，高烧四十一度，抢救三天才活下来。”
他抬起眼，看向张秀梅：“他今年应该三十四岁了，在深圳送外卖，右腿阴雨天还会疼。去年结婚，生了女儿，取名叫‘念念’——他说要一辈子记得自己是捡回来的命。”
张秀梅的眼皮几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
但她的表情没有变化，甚至嘴角那抹嘲讽的弧度都没有松动。她歪了歪头，浑浊的眼珠转向吕奕凡，声音嘶哑难听，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
“警官，陈年老账翻出来有意思吗？我都认了，该判判，该死死。扯这些小孩儿的事……怎么，想让我哭两声，忏悔一下？”
她“嗤”地笑出声，露出满口黄黑交错的牙：“我这种烂人，心里早没那玩意儿了。”
吕奕凡没有接话。
他收回照片，又从文件夹里取出另一份文件——这次是打印纸，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照片。
“1993年到2007年，十四年间，经你手或你组织拐卖的儿童，已查实的就有十七人。”吕奕凡的手指在纸面上缓缓滑动，指尖点过一张张黑白或彩色的证件照，“其中五人至今下落不明，大概率已经不在人世。另外十二人，有三人重度残疾，四人患有严重心理创伤后遗症，只有五人勉强过上正常生活。”
他抬起眼，目光如钉：“这十七个孩子背后，是十七个破碎的家庭。有一个父亲在孩子失踪三年后跳楼自杀，有一个母亲疯了，现在还住在精神病院，每天抱着枕头叫儿子的小名。还有一对老夫妻，找了二十年，最后死在去认尸的路上——尸体不是他们的孙子，是另一个被你们害死的孩子。”
张秀梅的呼吸变得粗重了一些。
她放在桌下的脚，左脚脚踝开始无意识地、小幅度地抖动——那是人体在紧张或愤怒时的微反应。
吕奕凡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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