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写供词，是写你想写的任何东西，给过去的自己，给未来的某个人，或者只是涂鸦。
他说，文字有时候能让人看清自己的心。”
门轻轻关上。审讯室里只剩下千代子，一碗冒着热气的面，几张摊开的照片和抄录的诗句，还有角落里那盏孤灯。
寂静吞噬了一切。
远处隐约传来不知名的夜鸟啼叫，更添空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千代子的目光在照片、诗句和那碗面之间游移。
胃部的绞痛越来越清晰，那香气无孔不入。
她想起受训时，饥饿也是训练项目之一，那时靠的是对帝国荣光的幻想来抵御。
现在，支撑她的幻想，似乎正在褪色。
她忽然很想知道，那个叫孙德胜的老兵，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塞给她窝头的李嫂，知不知道她是来杀人的特务？
那些哼着歌的女工，如果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还会对她露出那种朴实的笑容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却像虫子一样啃噬着她。
最终，生理的需求压倒了一切。
她极其缓慢地、带着一种近乎仪式般的僵硬，用被铐住的双手，捧起了那只粗瓷碗。碗壁传来的温热，让她冰凉的手指微微一颤。
她低下头，喝了一口汤。很普通的清汤，有点咸，但很鲜。
然后是面条，煮得软硬适中。荷包蛋的蛋黄是溏心的，流出来，混在汤里。
她一口一口地吃着，吃得很慢，很仔细。
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滴进面汤里。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是为这碗面的温暖？
是为自己可能永远回不去的“家”？是为那些死在她手上或间接因她而死的人？
还是为那个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令人怀疑的“使命”？
一碗面吃完，身上似乎有了些力气，心里却空荡荡的，仿佛某个一直坚守的东西，随着这碗面被吞下、消化，也随之瓦解了。
她看着桌上那张抄录着《辞圣书》的纸，又看向空碗。良久，她对着门外，用干涩的声音说：“纸笔。”
看守很快送来了一叠粗糙的草纸和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只有固定在扶手上的小木板。
千代子拿起铅笔，笔尖悬在纸面上，久久未落。她不知道该写什么。
写供词？那意味着彻底的背叛，意味着她过去十几年人生的全部意义被彻底否定。
写悔过书？她甚至不清楚自己究竟“悔”什么，“过”又是什么。
笔尖最终落下。她没有写字，而是画了起来。先是几道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一个屋顶，一个院子。
然后是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院子里，仰着头。
她在人影周围，画了许多歪歪扭扭的小点。
画得很幼稚，完全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应有的水平。
画完后，她看着这幅涂鸦，怔怔出神。
屋顶是希望基金女工宿舍的轮廓，人影或许是她自己，那些小点……是星星吗？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里的星星？
她又翻过一页，犹豫了一下，用日文写下了一行字：
妈妈，这里的星空，和富士山下的，不一样。
写完后，她像被烫到一样，迅速将这一页揉成一团，紧紧攥在手心。
这是致命的软弱，是绝对不能暴露的破绽。
然而，当徐远帆第二天清晨再次来到审讯室，看到那幅涂鸦和桌上空了的碗时，他知道，那柄名为“竹叶青”的毒刃，最坚硬的刃尖，已经出现了第一道细微的裂痕。
贾玉振种下的那颗关于“人”的种子，正在最不可能的地方，艰难地试图萌芽。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各个角落，影佐祯昭的“腐根”计划，开始悄然渗透。
一些关于希望基金账目不明的流言，在部分茶馆悄然流传；
几个与工坊有竞争关系的小商贩，开始抱怨希望皂“挤占市场”、“背后有靠山”；
甚至有人私下议论，贾玉振与“那边”（指延安）走得太近，恐非纯然的文化人……
山雨欲来，风已满楼。而阁楼里的灯光，依旧彻夜长明，照亮着笔下不断延伸的《根须》，也照亮着前方更加诡谲莫测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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