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大会定在上午十点，地点是市党部礼堂。
九点半刚过，礼堂门口就已经聚了不少人。
有接到通知必须参加的各机关代表，有被刘主任“特邀”来的学者文人，有各大报馆的记者，更多的是闻讯自发赶来的市民、学生、工人，以及希望基金的支持者。
人群黑压压一片，低声议论着，气氛压抑中透着躁动。
礼堂门口站着八名持枪的卫兵，脸色冷硬，将没有请柬的普通民众拦在外面。
但人越聚越多，后面的挤前面的，卫兵不得不用枪托维持秩序，呵斥声此起彼伏。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不是公开讨论吗？”
“就是！贾先生为老百姓说话，我们老百姓不能听？”
“让开！让我们进去！”
贾玉振和胡风到时，看到的就是这番景象。
两人都穿着半旧的深色长衫，夹在人群中并不显眼，直到有人认出他们。
“贾先生来了！”
人群顿时骚动起来，自动让开一条通道。
无数目光投来，有关切，有担忧，有期待，也有隐藏在人群中的敌意。
贾玉振神色平静，对周围点头致意，然后走向礼堂大门。
卫兵显然认得他，没有阻拦，只是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礼堂内，灯光通明。
台上摆着铺了红布的长桌，后面是主持和发言席。
台下前半部分摆着整齐的靠背椅，已经坐了不少人。后半部分则是长条凳，也坐满了，还有人站在过道和墙边。
刘主任坐在台下第一排正中央，身边是几位他倚重的幕僚和特意请来的“重量级”人物。
他今天特意穿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试图营造一种庄重威严的气场。
但微微泛红的眼睛和紧绷的嘴角，泄露了他内心的焦躁与戾气。
看到贾玉振进来，刘主任的瞳孔缩了缩，随即脸上堆起一种程式化的、冰冷的笑容，朝他点了点头，指了指台上一个角落的位置——那是给“受批判对象”准备的。
贾玉振没理会那手势，径直走到台下前排一个空位坐下。胡风跟在他身边。
十点整，主持人——市党部宣传科一位姓钱的科长，走到台上，敲了敲麦克风。
“各位来宾，各位同志，请安静。今天，我们齐聚一堂，是为了就近期某些在社会上引起争议的言论，进行一次严肃的、负责任的讨论，旨在辨明是非，统一思想，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大局……”
开场白冠冕堂皇，但台下知情者都听得出弦外之音。
“下面，我们先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贾玉振先生《友邦惊诧论》一文，发表看法。”钱科长说完，退到一旁。
第一位发言的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哲学教授，姓郑，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神态倨傲。他清了清嗓子，对着稿子念起来。
“贾先生文章，看似雄辩，实则逻辑混乱，偷换概念。”郑教授开篇定调，“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跪’与‘站’的二元对立，这是典型的民粹思维，非智者所为。
尤其将我国外交人员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国际支持的苦心孤诣，污蔑为‘跪着’，这是对前线将士和外交战线同志的巨大侮辱！”
他顿了顿，扶了扶眼镜，继续道：“至于以朱元璋‘高墙广粮’类比美国，更是荒谬绝伦。
古代农业帝国的生存策略，与现代工业强国的全球战略，岂可同日而语？
此等类比，不啻于刻舟求剑，暴露了作者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无知……”
发言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充满了学术腔调，但核心就一个：贾玉振不懂，胡说，有害。
台下许多人听得昏昏欲睡，也有人点头附和——主要是刘主任安排的那批人。
郑教授讲完，略带得意地瞥了贾玉振一眼。
钱科长看向贾玉振：“贾先生，您对郑教授的批评，有何回应？”
全场目光聚焦。
贾玉振缓缓起身，没有上台，就站在自己的座位前。他先朝郑教授的方向微微欠身，然后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传遍礼堂：
“感谢郑教授赐教。教授说我逻辑混乱，偷换概念。那么请问，我文中所述‘某些人见洋人则自觉矮三分，闻批评则恐友邦惊诧’，是否为当下存在的现象？”
郑教授皱眉：“现象或有，但你以此概全，以偏概全，且动机论人，实不可取。”
“现象存在，便是事实基础。”贾玉振不急不缓，“我批判的是这种‘自觉矮三分’、‘恐友邦惊诧’的心态，而非具体外交工作。
教授将我对某种心态的批判，偷换为对‘外交人员’的侮辱，这算不算偷换概念？”
郑教授一滞。
贾玉振继续：“至于朱元璋九字策与现代美国战略的类比，教授斥为‘刻舟求剑’。敢问教授，研究历史的目的为何？
若先人智慧不能为今人提供借鉴，历史岂非一堆废纸？
我类比的是两者在特定情境下‘审时度势、积蓄实力、等待时机’的内在策略逻辑，而非具体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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