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日头偏西，一个上山砍柴的樵夫发现了她。
身体已经凉了，嘴角有一丝暗黑的血迹，但脸上很平静，甚至带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
消息传回重庆，又掀起一阵波澜。
“楚云的娘也死了！吞金自杀！”
“这是被逼上绝路了啊……”
“一家三口，死得干干净净。造孽啊！”
市党部这次连声明都懒得发了。
楚家已成弃子，死干净了，反而省事。
但林曼记者在下一期的《新民报》上，写了一篇很短的随笔，题目叫《戒指》：
“昨日见一老妇，吞金而亡。金是嫁妆，藏了三十年，最终成了赴死的盘缠。
她女儿十八岁，不愿为妾，剪刀断腕；
她丈夫卖女求荣，身中三刀；
她自已，在女儿坟前，吞下那枚圈了一生的金环。
“一家三口，三种死法。但根子上，死因只有一个：女人不是人。
“女儿不是人，是货物，可卖。
妻子不是人，是附庸，可弃。
母亲不是人，是背景，可忘。
“那枚吞下去的金戒指，圈过她的手指，圈过她的青春，最后圈住她的咽喉。
但它圈不住的，是她临死前那句话——下辈子，做姐妹，一起读书，一起工作，谁也不靠。
“这话，是说给女儿听的，也是说给所有还在‘圈’里的女人听的。
“金会吞下去，话会传出来。
“戒指是圆的，没有尽头。但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再圆的圈，也能踏成一条直道。”
文章见报当天，《新民报》加印五千份，顷刻售罄。
七星岗小楼，这些天安静得反常。
贾玉振没有再写新文章，也没有会客。
他每天做三件事：读书，看信，在书房里踱步。
苏婉清在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小储物室，专门用来存放那些雪片般飞来的信件。
麻袋装，竹筐盛，堆了半间屋。
她按照贾玉振的要求，粗略分成三类：支持鼓励的，咒骂威胁的，倾诉遭遇的。
支持的信最多，来自天南海北。有前线士兵用铅笔在烟盒纸上写的：“贾先生，我们连都会背《黄粱梦》了。
下次冲锋，我们就喊着‘不做囚徒’往前冲！”有女学生用工整小楷誊抄的集体信：“醒狮先生，我们成立了‘楚云社’，要像楚云姐姐一样，教更多女人识字、自立。”
还有不知名的工人，寄来一把粗糙的铜锁，附字条：“贾先生，这锁我打了三天，钥匙只有一把，给您装稿子用。那些想砸窗的，让他们试试这把锁！”
咒骂的信也不少，有些措辞恶毒，甚至威胁要“灭门”。
苏婉清第一次看到时，手抖得拿不住信纸。
贾玉振接过来，扫一眼，随手丢进火盆：“跳梁小丑，不必理会。”
最沉重的，是第三类——倾诉遭遇的信。
几乎全是女人写的。
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斜，有的甚至用拼音代替不会写的字。
内容触目惊心：被丈夫打得流产的，被婆家逼着吃斋念佛求儿子的，被父亲卖给老头换鸦片的，被哥哥强奸不敢声张的……每一封信，都是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贾玉振读这些信时，总是沉默。
他读得很慢，有时一封信要反复看几遍。
读完了，他并不立刻放下，而是握在手里，望向窗外，久久不动。
苏婉清发现，他这些天几乎不睡觉。
夜深时，书房灯总亮着。她悄悄去看过几次——贾玉振并不在写东西，只是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空白的稿纸，手里握着笔，一动不动，像在等待什么。
但偶尔，她会听见极低的哼唱声。
不是以往那些柔情缱绻的调子，而是一种陌生的、雄浑的、仿佛从胸膛深处震动出来的旋律。
那旋律时断时续，有时激昂如冲锋号，有时沉郁如夜潮涌。
她知道，他在酝酿一首新歌。
一首和《为你写诗》《金风玉露》截然不同的歌。
第五天傍晚，何三姐风风火火地来了。
她拎着一篮子新摘的豌豆尖，脸上却不见平日爽朗的笑，眼圈红红的，像是哭过。
“苏姑娘，贾先生呢？”她一进门就问。
“在书房。”苏婉清接过篮子，“三姐，你这是……”
何三姐摆摆手，径直上了楼。
她没敲门，直接推开书房门进去。
贾玉振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望着外面渐沉的暮色。听见动静，他转过身。
“三姐。”
何三姐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开口，声音沙哑：
“贾先生，南岸纱厂的女工，托我带句话。”
贾玉振眼神一凝：“请说。”
“她们说，夜校现在教的《平民千字文》不够了。她们要加课——加一门‘妇女权益课’。
她们要知道，法律上女人有没有继承权，被丈夫打了能不能告官，工厂里男女工钱为啥不一样。”
何三姐顿了顿，眼泪突然掉下来，她用手背狠狠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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