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一日，晚八时零七分，重庆国际广播电台控制室
红灯闪烁。
控制台前，工程师老陈的手悬在推子开关上，微微颤抖。
他透过玻璃墙望向隔壁的录音室——贾玉振已经坐在麦克风前，还是那身月白长衫，脸色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有些苍白，但背脊挺直。
林曼记者站在控制室角落，双手紧紧交握，指节发白。
她身旁站着电台的年轻台长，一个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广东人，姓郑，此刻正不停地用手帕擦着额头的汗。
“郑台长，”林曼压低声音，语气却斩钉截铁，“还有三分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但过了八点十分，全中国、全世界的短波收音机都可能收听到——那时候，就不是你我能控制的了。”
郑台长擦汗的手停了停。
他望向墙上的钟——秒针一跳，又一跳，像催命的鼓点。
他又望向桌上那份刚送来的“内部指导函”，市党部宣传处措辞严厉：“凡涉及敏感内容、未经审查之文艺作品，一律不得播出。”
敏感内容？
郑台长苦笑。
贾玉振的《歌唱祖国》，通篇没有骂政府，没有提政党，只有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赤诚呐喊。
可正是这种赤诚，在有些人听来，比骂街更刺耳。
“林记者，”郑台长声音发干，“你知道这么做，我可能要丢饭碗，甚至……”
“我知道。”林曼打断他，“但楚云丢的是命。楚天丢的是命。楚云的娘丢的是命。野三关那些士兵，丢的是命。”
她走到控制台前，手指轻轻点在推子开关旁，目光灼灼：
“郑台长，我在英国学新闻时，教授说：真正的媒体，不是权力的传声筒，是良心的扩音器。
今天，这台机器可以当传声筒，也可以当扩音器——你选哪个？”
控制室里死寂。只有机器运转的低鸣，和时钟无情的滴答。
八点零九分。
郑台长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里有血丝，却没了犹豫。
“老陈，”他说，“推上去。全功率输出。”
老陈的手稳了下来。他点了点头，按下通话键，对录音室里的贾玉振说：“贾先生，三十秒后开始。清唱，不用报幕，直接唱。”
录音室里，贾玉振对着麦克风，点了点头。
八点十分整。
红灯变绿。
老陈将推子缓缓推至顶端。
几乎是同一瞬间，贾玉振的声音，透过优质的电容麦克风，经过精密的放大电路，化作无形的电波，从重庆南岸那座高耸的发射塔顶端，辐射向深沉的夜空——
“百战军旗迎风飘扬……”
声音不大，甚至有些轻，像夜深人静时的自言自语。
但那股沉甸甸的力量，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波纹从中心一圈圈漾开，透过电波，漾向无穷远。
控制室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林曼闭上眼睛，泪水无声滑落。
她听见的不仅是歌声，是这三个月来所有的血与火——楚云坟前的蓝布包、防空洞里的女学生哭诉、前线沾血的来信、贾玉振书房彻夜的灯光——全都浓缩在这短短几十个字的旋律里。
郑台长怔怔地听着。
他是广东人，十三岁离家，南洋、欧洲、美洲，漂泊半生，去年才回国。
他听过无数音乐：伦敦交响乐团的恢弘，巴黎香颂的慵懒，纽约爵士的狂放。
但没有一首，像此刻耳机里传来的、这个沙哑而赤诚的男声，让他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那声音在继续：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独立富强……”
当唱到副歌“越过高山，越过平原”时，贾玉振的声音陡然扬起。
不是技巧性的拔高，是情感累积到临界点的自然迸发，像地火冲破岩层，像江水冲垮堤坝——
“抗战的英雄站起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站起来了”四个字，像四记重锤，狠狠砸在每一个收听者的心上。
老陈的手又开始抖了，但这次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激动。
这个干了二十年广播的老工程师，听过多少名家演唱，却从未像此刻这样，觉得这简陋的设备里传出的，不是声音，是魂魄。
一曲终了。
贾玉振在麦克风前静默了三秒。
然后，他对着话筒，轻声说了两个字：
“谢谢。”
不是谢听众，是谢所有让这首歌得以诞生的人——活着的，死去的，有名的，无名的。
红灯熄灭。
推子拉回。
控制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足足持续了十秒。
然后，郑台长猛地转身，对导播吼道：“接热线！现在！快！”
热线电话的指示灯，在推子拉回的瞬间，就已经疯狂闪烁起来，像一片燃烧的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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