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余有一问:诸君骂我、斥我、与我划清界限,是因我说错了,还是因我说了你们不爱听的话?”
笔锋一转:
“若我说错了,请指证:日军资源枯竭,是否事实?南进夺取石油橡胶,是否正在发生?
滇缅公路之脆弱,是否众所周知?
敌后斗争之残酷,是否日益加剧?
美国战略重心在欧非,是否真实?”
“若这些都是事实,那么我说‘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才刚开始’,何错之有?”
接着,文章进入最悲愤的部分:
“诸君爱听‘胜利在望’,余亦爱听。谁不愿战争早日结束,谁不愿亲人团聚,谁不愿山河重光?然爱听,不等于真话。”
“真话往往是苦的,是刺耳的,是让人坐立不安的。但正因其苦、其刺耳、其让人不安,才更须说,更须听!”
“余为何要做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因若等到狼真来了,再喊,便晚了。
届时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谁来负责?
是那些高唱‘胜利在望’的君子,还是我这个提前预警的‘小人’?”
“余知今日之言,必招更烈之攻讦,甚或杀身之祸。
然余仍要说,仍须说,仍必说——因若因说真话而获罪,则真话本身,已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勇气!”
“余非圣贤,亦怕死,亦想活。但余更怕,十年之后、百年之后,当后人翻阅这段历史,发现满纸皆是谎言与狂热,竟无一人敢说真话。那才是民族真正的悲哀。”
“今余将真话说尽。诸君可继续骂,可继续斥,可继续与余划清界限。
唯愿他日黑暗降临时,诸君能记起今日之言,能多备一根火把,多存一口粮食,多挖一个掩体。”
“如此,余便死而无憾。”
文章末尾,是一行小字:
“此文成于十二月十八日夜。窗外寒星数点,山城寂静。余独坐灯下,奋笔疾书,不知东方之既白。”
周刊一出,山城再次震动。
茶馆里,有人拍案叫绝:“说得好!真话就是稀缺的勇气!”
也有人骂得更凶:“死不悔改!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
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已经沸腾的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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