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稍歇的间隙，一个满身油污、走路一瘸一拐的男人来到了重庆。
他叫陈大勇，滇缅路上的卡车司机。
在都邮街的“一壶春”茶馆，他坐下要了碗最便宜的茶，还没喝，眼泪就掉下来了。
茶馆老板认识他：“大勇？你……你从滇缅路回来的？”
陈大勇点头，嘴唇哆嗦：“回来了……我们车队十二个人，就我……就我一个回来了……”
茶馆里顿时安静。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
陈大勇抹了把脸，开始讲述——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每个字都带着血：
“12月23号，我们车队从腊戍出发，十二辆卡车，装的都是美国来的药品。
刚过畹町桥，日本飞机就来了。不是一两架，是二十多架……像蝗虫一样。”
他手在抖：“炸弹往下扔，机枪往下扫。头车直接炸飞了，老刘……老刘跟我一个村，说好这趟跑完回去娶媳妇的……连人带车，没了。”
“我们拼命跑，但路被炸断了。下车修路，飞机又来了……第二轮扫射，又死了三个。
小柱子才十七岁，肠子被打出来，抱着我喊‘勇哥疼’……我能怎么办？我只能抱着他，看着他断气。”
茶馆里有人开始抹眼泪。
“后来……后来我们躲进山林，夜里偷偷修路。饿了吃野果，渴了喝雨水。第四天，遇上了日军的地面部队。”
陈大勇闭上眼睛，“他们用刺刀捅，用机枪扫……我们跑散了。我跳进怒江，顺水漂了十几里，才捡回这条命。”
他睁开眼，眼神空洞：“十二个人，就我一个。十二辆车的药，全没了。那些等着药救命的伤兵……等不到了。”
死一般的寂静。
忽然，角落里一个茶客小声说：“贾玉振……贾先生那篇文章里说过……滇缅公路会成为‘鬼门关’……”
陈大勇猛地抬头：“什么文章？”
茶客把一份皱巴巴的《希望周刊》递过去——正是重印的《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陈大勇识字不多，但能看懂大概。他翻到关于滇缅公路那段，一字一句地读：“日军南进，必图切断我唯一国际通道……滇缅路将成血肉磨盘，每一公里都需用生命铺就……”
他的手开始剧烈颤抖。
“这……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写的？”他问。
“12月9号。”茶客说，“珍珠港事件第二天。”
陈大勇愣住了。12月9号——那时候，他们车队还没出发，他还跟老刘在腊戍的小酒馆喝酒，畅想这趟跑完能赚多少钱。
如果……如果那时候看到这篇文章……
他忽然站起来，扔下茶钱，跌跌撞撞冲出门。
希望基金七星岗小院门口，陈大勇“扑通”跪下了。
他对着门磕头，额头磕在青石板上，砰砰作响。
“贾先生！贾先生！”他嘶喊，“您说得对！那路就是鬼门关啊！您要是早说半个月……早说半个月……老刘他们……他们也许就不去了啊！”
门开了。
贾玉振站在门口，看着这个满身伤痕、痛哭流涕的汉子。
他上前扶陈大勇，扶不动——陈大勇跪着不肯起。
“兄弟，”贾玉振也蹲下来，声音沙哑，“对不起……我说晚了。”
“不晚！不晚！”陈大勇抓住他的手，像抓住救命稻草，“您说了！是那些当官的没听！是那些骂您的人没听！贾先生，您得继续说！您得大声说！让所有人都听见！”
街坊围了一圈，默默看着。
有人擦眼泪，有人低头，有人羞愧——他们中，就有当初骂贾玉振“唱衰”的人。
陈大勇跪哭的故事传遍了重庆城。
三天之内，重庆的舆论场发生了雪崩式反转。
第一天，《正气日报》悄悄撤下了所有批判贾玉振的文章。
不是一篇两篇，是所有。
社论版换了新主笔，写了一篇不痛不痒的《论理性爱国》。
有细心读者发现，新主笔的署名，正是当初写《警惕悲观主义幽灵》的那位。
只是这次，他只字不提“悲观主义”。
第二天，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五个学生，来到了七星岗小院。
领头的是那个曾在文化沙龙上扔纸团的眼镜男生。
他手里捧着一束野花——冬天难得的花，不知从哪儿采的。
“贾先生，”他鞠躬，脸涨得通红，“我们……我们来道歉。”
身后四个学生齐刷刷鞠躬。
“我们错了。”眼镜男生声音哽咽，“我们骂您悲观，骂您失败主义……可现在……香港沦陷了，马来亚败了，滇缅路断了，重庆烧了……您说的，全对了。”
他把花递上：“这花……不值钱，但是我们一点心意。谢谢您……谢谢您说过真话。”
贾玉振接过花，没说话。
眼镜男生突然哭了：“我舅舅……我舅舅在香港……昨天收到他家里信，说……说他儿子死在集中营了……如果……如果早点听您的，早点准备，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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