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院门被敲响。
敲门声很有节奏：两轻一重，停顿，再两轻。这是约定的信号——来的是“自己人”，但又不是常客。
苏婉清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人：前面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外国女人，短发齐耳，穿着卡其布外套和长裤，脚上是沾满灰尘的短靴。她身后跟着个扛相机的年轻男子，同样风尘仆仆。
“苏女士，好久不见。”外国女人用生硬但清晰的中文说，伸出手，“我是玛丽·温斯洛。”
苏婉清愣了愣，才认出她来。两个月前见过的美国记者玛丽，那时她还是长发，穿连衣裙，说话时总带着探究的笑。
现在像换了个人——头发剪短了，皮肤晒黑了些，眼神锐利得像能剥开皮相看到骨头。只有那口音没变。
“玛丽女士，请进。”苏婉清侧身。
玛丽走进院子，目光快速扫过：晾晒的棉布、堆在墙角的竹筒、正在熬药的小炉子、还有那几个好奇张望的孩子。
她的摄影师——一个叫汤姆的年轻人——已经举起相机，“咔嚓”拍了一张。
“这些照片，可以吗？”玛丽问。
“请便。”苏婉清引他们进堂屋。
贾玉振已经起身相迎。玛丽看见他，眼睛一亮：“贾先生，您看起来……很疲惫。”
“大家都一样。”贾玉振请她坐下，“玛丽女士这次来，是？”
“深度追踪报道。”玛丽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时代》周刊的特约任务。您知道，我两个月前那篇《‘希望’的实验》在美国引起了不少反响。
现在毒气战的事传到西方，我的编辑们想知道：一个民间组织，是如何让几十万人在生化武器面前保持秩序、成功防御的？”
她顿了顿，补充：“他们还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
采访开始了。
玛丽的问题很细，像手术刀：
“毒气警报是怎么传递到每一个街区的？尤其是贫民窟、棚户区，那里很多人不识字，也没有收音机。”
“民众为什么不恐慌？据我所知，在伦敦，一次普通的空袭警报就能引发踩踏。”
“‘人工风墙’——用火堆和扇子改变气流，这有什么科学依据？您咨询过气象专家吗？”
贾玉振一一回答。讲到“听风者”孩子用顺口溜传消息时，玛丽眼睛发亮，让汤姆拍下院子里那些孩子的特写。
讲到老赵和码头工人赤膊扇风时，她追问细节：“他们连续扇了多久？中间怎么轮换？有人中暑吗？”
接着是人性故事。
何三姐被请来。她头上还缠着纱布，脸色苍白，但坐得笔直。
玛丽问起她用身体挡住毒气云的事，何三姐摆摆手：“没啥好说的，当时就想着，不能让那玩意儿飘进窝棚，里面还有好几个娃。”
“您不害怕吗？”
“怕啊，咋不怕。”何三姐笑了，笑容里有种朴素的力量，“可一想到那些娃要是吸了毒气，眼睛瞎了、肺烂了，我这点怕就不算啥了。”
汤姆的相机快门响个不停。
老赵来的时候，光着膀子，背上还有扇风时被火星溅出的燎泡。
他说话粗声大气：“小鬼子用毒气？呸！咱们用扇子就给他扇回去！贾先生说了，人心齐，泰山移！”
细妹最紧张，说话时手指绞着衣角。但说到救护培训，她眼睛就亮了：“我们女工都学了，怎么冲眼睛、怎么包扎、怎么抬担架。以后要是再有这事，我们还能救更多人！”
玛丽一边记录，一边观察贾玉振。
这个清瘦的中国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月白长衫，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进木头里的钉子。
他回答问题时不急不缓，既不自夸，也不回避困难。当提到那些牺牲和代价时，他的眼神会暗一暗，但很快又亮起来。
采访进行了两个小时。最后，玛丽合上笔记本，直视贾玉振：
“贾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如何让几十万人相信‘我们能赢’的？在那种绝境下，普通人很容易崩溃。”
贾玉振沉默片刻。
“我没有让他们‘相信’，”他缓缓说，“我只是让他们‘看见’。”
“看见什么？”
“看见彼此。”贾玉振望向窗外，院子里，何三姐正给一个“听风者”孩子擦汗，“看见邻居在帮邻居，陌生人在救陌生人，老人把孩子护在身后，年轻人把老人背上山。
当每个人都能看见身边的人在努力、在坚持时，他们自己也会想：我不能垮，我得跟上。”
玛丽快速记下这段话，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响声。
采访结束，苏婉清送玛丽和汤姆出门。在院门口，玛丽忽然停下，用英语对苏婉清说：“苏女士，能请贾先生单独说几句话吗？就五分钟。”
苏婉清看向贾玉振，贾玉振点头。
汤姆识趣地先回车上。院子里只剩下贾玉振和玛丽，还有那棵老黄桷树的影子。
玛丽压低声音，这次用的是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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