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那边，分化更明显了。
吴启明在重庆大学办了场公开讲座，题目就叫《诚心学仙论》。礼堂坐满了，大多是年轻学生。
“同学们！”吴启明声音洪亮，“有人说，学西方要睁两只眼睛，一只看光明，一只看阴影。这话听起来很对，但我要问——一个还没入门的外行人，凭什么判断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阴影？”
台下安静。
“你连人家的仙法口诀都背不全，连炼丹炉怎么生火都不知道，就去评判人家丹房里哪里脏、哪里乱？”
吴启明越说越激动，“这不可笑吗？所以我说，要学，就先诚心诚意地学！把自己当成一张白纸，先全盘接受，等真正懂了，再谈批判！”
掌声响起，尤其是那些准备出国的学生，掌声最热烈。
但讲座结束后，一个学生悄悄问吴启明：“吴教授，那如果……等我全盘学会了，却发现我已经变成他们的人了，回不来了怎么办？”
吴启明愣住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拍拍学生的肩：“你多虑了。”
可那个学生的问题，像根刺，扎在了他心里。
另一边，沈钧儒家里，几个老先生聚在一起喝茶。
他们都是留日归来的，年龄都在五十以上。
“沈老，您那天在研讨会上说的话，我回去想了好久。”一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说，“咱们当年在日本，是不是也只睁开了一只眼睛？”
沈钧儒给客人斟茶：“怎么说？”
“咱们看见了日本的工厂、铁路、学校，看见了他们的‘文明开化’。”
老先生苦笑，“但咱们没看见——或者说，不愿意看见——他们的‘文明开化’，是建立在吞并朝鲜、掠夺东北基础上的。等咱们看见时，刺刀已经顶到胸口了。”
屋里一片沉默。
另一个老先生缓缓说：“胡风那‘两只眼睛’的比喻，虽然糙，但理不糙。看日本要看两只眼睛，看美国、看欧洲，也一样。只可惜……咱们明白得太晚了。”
沈钧儒望向窗外。院子里，几株海棠开得正盛，红艳艳的，像血。
“不晚。”他轻声说，“只要还有人愿意睁开眼，就永远不晚。”
朝天门码头，傍晚时分。
十几个苦力蹲在江边，围成一个圈。中间是个识字的工友，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正结结巴巴地念胡风文章里的几句话。
“……我们不向往任何现成的仙界……我们要建造……第一个属于劳动者的世界……”
念完了，一片安静。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苦力，大家都叫他秦老汉，抽了口旱烟，慢悠悠说：“这话实在。什么神仙、什么洋人，都是虚的。咱码头工人，就信一件事——力气是自己的，活是自己干的，钱得自己挣。”
“可工头老克扣咱们工钱！”一个年轻苦力愤愤道。
秦老汉磕了磕烟袋：“所以啊，报纸上那先生说得对，得自己建‘仙界’。怎么建？咱们十几号人拧成一股绳，工头再克扣，咱们一起不给他干活，看他咋办！”
有人犹豫：“那不成闹事了吗？”
“不是闹事，是讲道理。”秦老汉站起来，“咱们成立个互助会，就叫……就叫‘不修仙，只修码头会’。不拜神仙，不巴结洋人，就凭自己的力气，挣该挣的钱。”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最朴素的“阶级意识”觉醒。他们只知道，报纸上那些文绉绉的话，翻译成码头上的语言，就是——别指望别人给你好日子，得自己挣。
夜深了。
胡风终于处理完信件，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路过七星岗时，他看见希望基金小院的灯还亮着。
他犹豫了一下，敲了门。
开门的何三姐，一看是他，赶紧让进来：“胡先生这么晚还来？贾先生在书房呢。”
书房里，贾玉振果然在写东西。苏婉清在一旁整理稿件，桌上摊着好几份报纸，都是这几天关于“仙门之辩”的报道。
“胡风兄来了。”贾玉振放下笔，“坐。三姐，泡茶。”
胡风坐下，长舒一口气：“你这儿倒清静。我那编辑部，快成集市了。”
贾玉振笑了：“清静？你看看这些。”他指了指桌上，“这都是各地寄来的，有报纸，有传单，有手抄本。你那篇文章，现在是遍地开花了。”
胡风扫了一眼。有成都的《新新新闻》，有昆明的《云南日报》，有桂林的《救亡日报》，都转载或评论了这场辩论。
甚至有一份从延安辗转送来的油印小册子，封面写着《学习与批判：关于“两只眼睛”的讨论摘要》。
“延安那边也关注了？”胡风有些意外。
“何止关注。”苏婉清接话，“赵清源同志前天托人捎信来，说他们组织了专题学习，还邀请你有机会去交流。”
胡风心里一暖。他知道，自己的文章被认真对待了，被那些真正在思考中国出路的人认真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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