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汇中饭店三楼宴会厅。
水晶吊灯把大厅照得亮如白昼，留声机里放着最新的美国爵士乐，穿白制服的侍者托着银盘在人群中穿梭，盘子上是威士忌、香槟和俄式鱼子酱。
空气里混着雪茄烟味、法国香水味，还有烤牛排的油腻香气。
这是英国商人乔治·威尔逊举办的周末晚宴。
客人里有领事馆官员、洋行大班、欧美记者，还有几个打扮得体的中国买办——他们坐在靠边的位置，说话时总带着点讨好式的笑。
乔治端着酒杯，正和法国领事馆的二等秘书雷米聊天。
“你知道吗，雷米，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绝妙的笑话。”乔治五十多岁，肚子微凸，说英语时带着浓重的伦敦东区口音。
雷米是个三十来岁的法国人，金发梳得一丝不苟：“愿闻其详。”
乔治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份折叠的《字林西报》，翻到第三版，指着一段文字：“看看这个。我从重庆的朋友那里寄来的，今天刚登出来。”
雷米凑近看。那是一篇译成英文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的“修仙”辩论：知识分子用神话讨论现代化》。
文章摘要了胡风《看世界的两只眼睛》的核心观点，还有吴启明、沈钧儒等人的反驳。
读了几段，雷米挑起眉毛：“这是……认真的？”
“当然是认真的！”乔治大笑起来，笑声引来周围几个客人的注意，“这些中国文人，国家一半领土被占领，重庆天天挨轰炸，他们却在报纸上讨论——该怎么看待我们西方！
还用了什么……‘修仙’的比喻！上帝啊，这就像一个人房子着火了，他不去救火，却坐在门口研究邻居家的花园设计得好不好看！”
周围几个英国商人都笑起来。
一个叫汤姆森的船运公司经理凑过来：“乔治，让我看看……哦！‘用两只眼睛看西方’？这倒新鲜。我一直以为中国人看我们，都是用崇拜的眼神呢。”
“以前可能是。”乔治抿了口威士忌，“但现在，你看这段——他们说我们的‘仙界’也有剥削，也有不平等！听听，就好像他们那个破破烂烂的国家，有资格评判我们似的。”
雷米的表情变得微妙：“不过……这个比喻其实挺有意思。‘仙界’对应现代化社会，‘修仙者’对应留学生或买办阶层……”
“得了吧，雷米。”乔治拍拍他的肩，“你就是太爱分析。要我说，这就是东方人典型的逃避现实。
他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就躲进那些玄之又玄的隐喻里。什么‘两只眼睛’‘单程票双程票’——都是文人把戏。”
这时，一个穿着墨绿色旗袍的中国女子走过来。她是买办之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叫林文君。
她听见了刚才的对话，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威尔逊先生，其实这场辩论在中国影响很大。很多普通百姓都在讨论……”
乔治看向她，眼神里带着居高临下的温和：“亲爱的小姐，我理解你想为自己的同胞辩护。但请你告诉我——讨论‘该怎么看西方’，能帮中国军队多夺回一座城池吗？能让重庆少挨一次轰炸吗？”
林文君语塞。
雷米插话：“乔治，别这么刻薄。林小姐，我倒是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这场辩论有意义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林文君身上。她脸微微发红，但挺直了脊背：“我觉得……有意义。因为中国要学的不仅是西方的技术，还要决定学什么、不学什么。
就像胡风先生说的，不能因为羡慕别人花园里的玫瑰花，就把自己院子里的竹子全砍了，去种不一定适合这里的玫瑰。”
这番话用英语说出来，带着一种诗意的笨拙。
乔治愣了两秒，然后大笑起来：“竹子！玫瑰！又一个隐喻！你们中国人说话，就不能直来直往吗？”
周围又是一片笑声。
林文君咬了咬嘴唇，退回到人群边缘。
晚宴继续进行。这个“修仙辩论”的话题，成了今晚最好的谈资。
英国商人们把它当作东方人的古怪趣闻，法国外交官们从中分析中国知识界的心理状态，美国记者们则在思考——这能不能写篇有意思的报道。
只有那几个中国买办，默默听着，不说话。
两天后，法国领事馆。
雷米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几份文件。他正在写本周的领事简报，其中一部分要送回巴黎外交部。
写到“中国社会动态”时，他停下笔，想起了那晚乔治展示的报道。
他找来完整的《字林西报》，把那篇报道又读了一遍。这次读得仔细些。
读完后，他沉思良久，在简报中写道：
“中国知识界近期爆发一场关于‘如何学习西方’的公开辩论，以‘修仙’为隐喻载体。
辩论核心人物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家）主张‘批判性学习’，既要看到西方的先进技术，也要警惕其社会弊端。
反对者则主张‘全盘学习’，认为在中国尚未真正理解西方之前，无权批判。
“这场辩论显示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的深层焦虑：既渴望通过学习西方实现民族复兴，又恐惧在过程中失去文化主体性。
辩论的隐喻性质（修仙、仙界、飞升）反映出东方思维特征——倾向于用诗性语言探讨现实问题，这可能导致讨论流于空泛。
“值得注意的是，辩论已从精英圈扩散至平民阶层。
据重庆消息，茶馆说书人将之改编为通俗故事，普通民众开始用‘两只眼睛’的比喻审视西方。
这或预示战后中国民众对西方的态度，将不再是无条件崇拜。”
写到这里，雷米停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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