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像老鼠，在巨人的脚趾缝里求生存。”“哨兵”在一次内部讨论时，面无表情地说。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掌控所有暴力机器、渗透到社会每个毛孔的监视国家。
一次不慎的通讯、一个叛徒、甚至一次偶然的巡逻，都可能让整个节点覆灭。
他们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到极限，每一次集会都冒着生命危险。
内部分歧也开始显现。一个后来加入的、自称曾是记者的年轻男子，他带来了外界一些零散消息，他激烈地主张：“我们不能只是躲藏和记录！我们需要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回声’的存在，知道抵抗的可能！
我们需要尝试破坏，哪怕只是小小的破坏，比如干扰监控节点的供电，散布揭露真相的传单！”
“档案员”和“教师”强烈反对。
“宣传会暴露我们，引来毁灭性打击。我们现在的能力，任何主动攻击都无异于自杀，还会牵连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庇护网络。保存火种，等待时机，才是最重要的。”
“哨兵”则更悲观：“时机？什么样的时机？系统在不断完善，监控在越来越严密，‘净化日’在固化成为新传统。等待，可能只是等待最终的湮灭。”
马克沉默地听着。他理解记者的愤怒，也深知“档案员”的谨慎。
他自己的技能更适合建设而非破坏。
争论往往没有结果，只在压抑的空气中留下更深的焦虑。
更棘手的是与外界的隔阂。“哨兵”曾尝试通过极其迂回的方式，接触其他疑似存在的抵抗小组——一个基于旧天主教信仰的地下网络，一个由部分原工会成员组成的秘密互助会，甚至一个传言中由前军方人员领导的、更具行动倾向的小团体。
但结果令人沮丧。有的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有的回应充满猜忌，反复试探，生怕是当局的陷阱；有的则明确表示只信任特定族裔或信仰背景的“自己人”。
统治者的“推恩令”式分化政策卓有成效，猜疑和孤立像无形的墙，将可能的力量分割成无数互不信任、甚至彼此敌视的碎片。
“哨兵”利用他偷偷搭建的简陋数据接收装置，分析着从官方渠道泄露出的、经过加密的片段信息。
数据显示，首个“净化夜”的死亡和“失踪”人口，有超过百分之七十集中在系统早已标记的“斩杀线”以下区域，身份也高度重合。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分布在各个阶层和区域，似乎是随机暴力和积怨的爆发。
“他们在精确清除‘冗余’的同时，也在释放普遍的恐惧，让每个人——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从而彻底瓦解任何基于共同受害者身份的联合可能。”
“哨兵”指着自己画出的潦草图表，语气冰冷。“他们不仅清除人口，更在系统地毒化社会的土壤。”
基于这个分析，“回声”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净化日”前后各种零散信息：警报系统的启动与关闭是否有毫秒级的误差或规律？
哪些区域的监控摄像头在当晚出现了短暂的、非常规的盲区或故障？社会情绪在事件前后的量化波动，通过分析有限的公开广播词汇频率？
“哨兵”甚至在尝试逆向工程警报控制信号的编码规律，寻找那渺茫的、可能存在的干扰或延迟的可能性。这是一场蚂蚁对抗巨象的、绝望却又异常专注的智力较量。
重庆，市党部。
严襄儒的办公桌上，摊着几片皱巴巴、沾着油墨的纸片，像被撕碎的蝴蝶翅膀。
这是他手下费尽周折，从《希望周刊》印刷厂后巷的垃圾堆里，贿赂清洁工翻找出来的废弃校样碎片。上面的字句残缺不全，但拼凑起来，触目惊心：
“……清除……合法……1960年……纽约……”
“……社会压力调节……资源回收夜……”
“……警报响起……犯罪……不受追究……”
“……净化沙龙……观赏……”
“……线下者……狩猎……”
严主任的太阳穴突突直跳。他捏着纸片，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像一头困兽。
荒谬！匪夷所思！贾玉振到底在写什么鬼东西？
这哪里是文化交流，这分明是……是描绘地狱！
而且背景还是“1960年的纽约”？
这已经不是影射，这简直是诅咒！
可偏偏，那个美国女记者玛丽对此无比上心，频繁接收稿件，态度谨慎。
上面也含糊其辞，只让“关注”，不让动作。
难道美国人真的就喜欢看这种污蔑他们自己未来、渲染恐怖的东西？
还是说……这里面有更深层的、他理解不了的交易或意图？
他抓起电话，声音因烦躁而尖利：“给我接上面！我要直接汇报！必须弄清楚对贾玉振的处置底线！
还有，查！继续查！我就不信，他那希望基金，他那传习所，账目上一点问题都找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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