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白宫地下作战会议室。1943年4月的春寒被厚重的橡木门隔绝在外，却隔不开室内近乎凝固的紧张空气。长条会议桌两侧，面孔在吊灯下显得轮廓分明，像一尊尊冷硬的雕塑。
椭圆形的胡桃木桌面上，摊放着玛丽·温斯洛秘密传回、经OSS紧急编译印刷的《清除日》第一部完整稿。深蓝色封面上没有标题，只有一行小字：“绝密·心理战评估材料·1943年4月12日”。
“先生们，”OSS主任威廉·多诺万将军的手指敲在稿纸边缘，声音低沉如滚雷，“这份东西已经在我的保险柜里躺了两周。我们需要一个决定——它该被永远封存，还是成为我们的武器？”
战略情报局心理战部门负责人卡尔森博士推了推金丝眼镜：“将军，我带领的评估小组进行了三轮研读。结论是：这是一把淬了双重毒液的匕首。它当然刺向纳粹，但每一个读过它的人——特别是知识阶层——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社会。”
他翻开标注满红线的内页：“看这里，第192章，‘社会贡献积分系统’。作者将纳粹的种族优生学与资本主义的效率崇拜嫁接，创造出一个以‘优化’为名进行系统性清除的制度。我们的左翼知识分子会立刻联想到国内的失业救济体系、移民配额制度，甚至……某些州仍在实行的种族隔离。”
“再看‘净化日’的立法过程，”他翻到另一页，“‘通过每年十二小时有控制的、合法的压力释放窗口……’这段对暴力合法化的冷峻剖析，足以让任何读过霍布斯《利维坦》的政治系学生脊背发凉。它揭示的不是特定政权的邪恶，而是权力一旦与‘理性’‘效率’结合后可能产生的普遍性变异。”
财政部代表霍华德·贝克清了清嗓子：“我同意卡尔森博士的风险评估。但我们不能忽略其作为反法西斯宣传品的价值。苏联人正在用《苦难的历程》鼓舞士气，英国人用《1984》的早期手稿（注：此时奥威尔尚未写作《1984》，此处为小说虚构设定）进行内部警示。我们需要同等级别的武器。”
“但苏联人和英国人写的都是他们自己的苦难或未来，”国务院东亚司的格林伍德插话，手指焦虑地转动钢笔，“而这个中国人，写的是我们——是美国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未来！这让我们的盟友怎么想？让国内民众怎么想？他们会说：‘看，连一个中国作家都能预见美国沦陷后的惨状，我们的战争努力是否注定失败？’”
争论像锋利的刀片在空气中交错。支持派强调作品的“警示价值”与“心理震撼力”，认为应当将其作为“揭露纳粹本质的终极教材”；反对派则担忧作品的“过度普世性”可能伤及自身，成为“反美宣传的意外弹药”。
多诺万将军沉默地听着，目光扫过每一张脸。他想起哈里森博士附在评估报告后的私人便条：“将军，我失眠了三夜。不是因为恐惧纳粹，而是因为恐惧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人性中那些可以被任何权力系统轻易激活的黑暗。如果我们发表它，我们就是在承认：法西斯不是德国人或日本人的专利，它是人类制度的一种可能形态。这诚实的代价，我们付得起吗？”
会议陷入僵局。窗外的华盛顿纪念碑在暮色中只剩模糊轮廓，像一柄插入大地的灰色长剑。
这时，坐在记录席末尾的年轻书记员艾略特·詹姆斯轻轻放下了速记笔。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棕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不到三十岁，但眼神里有种超越年龄的沉静。
“先生们，”他的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请允许我提一个或许不成熟的建议。”
所有目光转向他。在座的都是将军、部长、博士，一个书记员的发言权微乎其微。但多诺万抬了抬手：“说，詹姆斯。”
艾略特站起身，走到墙边的美国地图前：“我们都在争论这部作品对‘民众’的影响。但战争首先是军人在打。为什么不让它先面对最直接的受众——我们的士兵？”
他手指划过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标记：“挑选几个前线部队，以‘内部战地读物’的名义下发《清除日》的节选本。不公开，不宣传，只说是‘心理战部门提供的敌情分析材料——关于纳粹胜利后可能建立的世界秩序’。然后观察三点：一、士兵的阅读反应；二、部队士气变化；三、作战表现数据。”
他转过身，目光平静：“如果它让士兵恐惧、消沉、质疑战争意义，我们就立刻销毁所有副本，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但如果……”他顿了顿，“如果它激发出更强烈的战斗意志，让士兵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绝不能输’，那么我们就有了最有力的数据，去说服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人：这部作品应该成为盟军的武器。”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钟。
卡尔森博士第一个点头：“有道理。战场是最真实的实验室。士兵不需要政治隐喻的敏感度，他们需要的是最直接的理由——为什么必须打败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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