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3日，华盛顿，白宫椭圆办公室。
下午四点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斜射进来，在深红色地毯上切割出明暗相间的光栅。
空气里弥漫着雪茄烟丝、旧皮革和纸张混合的厚重气味。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右手握着一支万宝龙钢笔，笔尖悬在面前那份文件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文件封面印着“战时出版物特别许可令—编号PS-1943-047”。内页第一段用加粗字体写道：“兹授权战时新闻处（OWI）于即日起，以美国政府官方支持之名义，出版发行中文小说《清除日》之英文译本，书名更定为《如果长夜降临：一个警示》……”
桌对面，OSS主任多诺万将军挺直脊背站立，双手背在身后。
他能听见自己腕表秒针走动时细微的“滴答”声，每一声都像在丈量这个决定的重量。
“比尔，”总统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那种众所周知的、混合了疲惫与决断的独特腔调，“你确定这不是在玩火？”
多诺万微微前倾：“总统先生，前线五个试点单位的完整评估报告，您已经看过了。士气提升平均百分之二十二，作战效率提高百分之十九，士兵自发表达的‘战争意义认知’深度远超任何政治宣传课程能达到的效果。
这不是玩火——这是在敌人心脏旁边点燃一颗慢烧的炸药。”
罗斯福的目光扫过桌上另一份文件——那是司法部送来的风险评估备忘录，密密麻麻三页纸，核心结论是：“作品对极权制度的剖析具有普遍性，可能被国内某些团体引申用于批评新政政策及战时经济管制。”
“司法部担心‘社会贡献积分’那段会让工会联想到我们的战时生产配额制，”总统的手指在轮椅扶手上轻轻敲击，“‘净化日’的合法暴力描写，可能被孤立主义者用来攻击我们向欧洲派遣军队的决定。”
“那就让司法部的人去前线战壕里待一夜，”多诺万的声音硬了起来，“问问那些刚从安齐奥撤下来的孩子们，他们是更担心所谓的‘政治隐喻’，还是更担心纳粹真的赢下这场战争。”
短暂的沉默。
窗外的南草坪上，园丁正在修剪灌木，剪刀开合的“咔嚓”声隐约传来。
罗斯福忽然笑了——那种标志性的、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却依然锐利的笑容。
“哈里说你是头倔驴，”他指的是副总统杜鲁门，“但他说这话时是带着欣赏的。”
钢笔终于落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罗斯福的签名一向有一种病态后的颤抖，但“Franklin D. Roosevelt”这几个字母依然保持着某种庄严的弧度。
签完，他拉开抽屉，取出总统印章，在火漆上稳稳按下。
鲜红的鹰徽图案在文件末尾缓缓成型，像一道小小的、灼热的烙印。
“去吧，比尔，”总统将文件推过桌面，“让全世界看看，当自由世界开始讲故事，会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更有力量。”
多诺万双手接过文件。火漆还带着余温。
命令下达后的七十二小时，战时新闻处（OWI）大楼进入了某种癫狂状态。
这座位于杜邦环岛附近的七层建筑原本是家保险公司总部，战时被征用。
此刻，每层楼都亮着彻夜不熄的灯。
打字机的敲击声、油印机的滚筒转动声、编辑们嘶哑的争论声、电话铃声，混杂成一部混乱而亢奋的交响曲。
四楼编辑室内，OWI出版部主任卡尔·费舍尔——一个秃顶、戴厚眼镜、永远叼着烟斗的五十岁男人——正对着墙上巨大的生产进度表咆哮：“纽约时报印刷厂说纸张配额不够？告诉他们，这是白宫直接授权的‘A级优先级’！
不够就去征用《时尚》杂志下个月的印刷用纸！那群婊子养的可以少印几页口红广告！”
进度表上，一条条红色箭头标注着关键节点：
5月4日 00:00：终审稿交付排版（已完成）
5月4日 12:00：初校样出炉（倒计时3小时）
5月5日 06:00：二校、封面设计定稿
5月5日 18:00：全国十二家印刷厂同步开机
5月6日 12:00：首批二十万册装订完成
5月6日 18:00：发行网络启动
“两个版本的设计方案出来了！”美术编辑珍妮特抱着一摞样稿冲进房间。她把样稿摊在桌上：完整版采用深蓝色布面精装，封面只有烫银的书名和一行小字“一个中国作家对法西斯未来的想象”；
大众删节版则是朴素的灰色平装，封面印着一幅木刻风格的画——自由女神像被一面巨大的纳粹旗覆盖了一半，旗帜的边缘在风中撕裂，露出女神坚定的侧脸。
“海报呢？”费舍尔问。
珍妮特抽出另一张：画面主体是一只握紧的拳头，手腕上缠绕着断裂的电子线路和数字编码，背景是燃烧的城市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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