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粱梦之《昭和五分钱》
我的名字叫中村一郎。现在他们都叫我药鬼一郎。
横滨的西区有一片废墟，我住在其中一栋半塌的木屋里。
屋顶漏雨的时候，我就把铁皮桶挪到漏水的地方。
铁皮桶是去年从联军垃圾堆里捡来的，上面还印着“UN“两个字母。
今天是昭和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昨天领了工钱，今天该去找山田买药了。
山田的铺子开在黑市的尽头，用军用帐篷搭的。
他总穿着旧军裤，腰带上别着刺刀，说是防身用。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数钞票，手指蘸口水的声音像老鼠在啃木头。
“老价钱。“他把棕色药瓶推过来，瓶身上还贴着“突击锭“的标签。
我数了八百日元给他。
这些钱够买三十斤大米，或者让我做三天正常人。
回去的路上经过邮局，看见一个老太太在买邮票。
她掏出五钱硬币，就是那种最小的铜板。
我突然想起那年春天，也是这样的五钱邮票，把我送去了中国。
我家在青森种苹果。
父亲说，我们的苹果园传了四代。
开春，积雪还没化尽，邮差骑着自行车来了。
车铃铛叮铃铃响，像在报丧。
“中村家的一郎，“邮差把明信片递给我父亲，“恭喜啊。“
那张明信片很薄，纸色发黄。
右上角贴着五钱邮票，图案是樱花。
就为了这五钱，我要去打仗了。
母亲连夜给我收拾行囊。
她把祖父的肋差用油布包了又包，塞进背包最底层。“武夫，“她说，“宁可玉碎。“
我那时不懂玉碎是什么意思。后来在南京，看见一个中国兵抱着炸药包冲过来，我才明白。
那天我吞了第一颗特攻丸，药劲上来时，整个世界都是红的。
在满洲，我们睡在帐篷里。
半夜总能听见狼嚎。
班长说那不是狼，是野狗在啃尸体。
他说这话时，正就着煤油灯擦军刀。
刀身上映出他变形的脸，像鬼。
有个叫小林的新兵，和我同乡。
他总说梦见家乡的苹果花开了，白茫茫一片。
后来他死在徐州城外，肠子流了一地。
临死前他抓着我的手说：“一郎，帮我看看今年的苹果花。“
我没告诉他，我们村的苹果树都被征用去造船了。
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吃过一种叫“特攻饭“的东西。
米饭里掺了碎肉，后来才知道那是人肉。
中队长说，吃了这个就能变成鬼，不怕死。
我吞了两大碗，又吃了特攻丸。
那天我杀了多少人？记不清了。
只记得刺刀捅进一个老妇胸口时，她怀里掉出个布娃娃。
征战蒙古的部队全军覆没后，我们接到了转移的命令。
经过一个村庄时，看见满地都是吃剩的草根。
草根上沾着血，像红色的露珠。
我听说补给不足时，军官们认为武士道的精神足以克服一切困难，于是命令士兵吃草。
去远征南亚的部队更惨。
他们饿得吃皮带，后来连皮鞋都煮了吃。
有个活下来的军曹说，他们最后在吃战友的尸体。
“像吃生鱼片一样，“他比划着，“切成薄片。”
听说连美军的一个大人物当年当战俘的时候都差点被当成生鱼刺身吃掉。
我也见过特别攻击队出发前的样子。
那些少年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每人发两个饭团、一瓶清酒，还有双倍的特攻丸。
他们中最小的才十四岁，一边哭一边吞药丸。
带队的中尉说：“别怕，马上就能见到天照大神了。“
后来我在海边看见他们的尸体，都被冲上了岸。
海水把军装泡得发白，像褪了色的樱花。
回家那天，横滨正在下雨。
我找了三天，才在废墟里认出自己家的门牌。
门牌上沾着黑灰，用手一擦，露出“中村“两个字。
邻居告诉我，母亲死在防空洞里。
防空洞塌了，尸体挖不出来。
姐姐被征去当慰安妇，最后的消息来自菲律宾，说她还活着，但疯了。
我在废墟里翻找，找到半本烧焦的相册。
照片上，父亲穿着和服站在苹果树下，笑得像个孩子。
那棵苹果树在我离家那年就被砍了。
现在我在码头扛包。一百斤的麻袋，扛一袋赚两日元。
工头是以前的少佐，左袖空荡荡的。他总说：“一郎，你还能扛，真好。“
昨天卸货时，我听见汽笛声，突然就跪下了。
工友们把我扶到仓库后面，往我嘴里灌清酒。
酒是酸的，像馊了的味噌汤。
山田的药越来越贵了。
上个月还是五百日元一瓶，今天就要八百。他说下次要涨到一千。
“一郎，“他笑眯眯地说，“不想吃药的话，可以戒啊。“
我试过戒药。
去年冬天，我把自己绑在柱子上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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