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保定城外日军据点。
1943年6月15日，夜雨。
二等兵田中浩一蹲在营房角落的煤油灯下，手指颤抖地捏着一张被雨水洇湿了边缘的黄纸。
纸是从晚饭后厕所的缝隙里发现的，叠成一个小方块，塞在砖缝中。起初他以为是哪个士兵藏的情书或家信，偷偷带回营房，却在上面看到了触目惊心的标题：《一个老兵的手记——五分钱铜币的重量》。
他识字不多，在老家福冈只念完小学。但那些简单的词句像钉子一样钉进他的眼睛：
“青森的苹果园……五钱邮票……南京……特攻丸……慰安妇……码头扛包……五百袋换一瓶药……”
雨水敲打着营房的铁皮屋顶，噼啪作响。同屋的士兵大多睡着了，鼾声此起彼伏。
但田中睡不着。三天前，他的同乡、一起被征召的小林义男死在了八路军的一次伏击中。
收尸队只带回半截烧焦的尸体，口袋里有一封没写完的家信，说要给母亲寄钱买新棉袄。
田中也来自农村，家里种稻子。离家那天，母亲把最后一点积蓄换成五个煮鸡蛋塞给他，父亲沉默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弟弟妹妹哭着抱住他的腿。
那张红色的征兵明信片，右上角贴着的就是五钱邮票——樱花图案，薄薄的一片纸，轻得像没有重量。
可现在，这张偷来的纸上说，就是这轻飘飘的五钱，把一个人送进了地狱。
他读到中村一郎在南京吞特攻丸杀人那段，胃里一阵翻搅。
他想起了去年在扫荡中的一个村子，班长命令他们“清理抵抗分子”。他开枪打中了一个跑向柴垛的老农，老人倒下时怀里滚出一个地瓜。
事后班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干得好，田中，你是真正的皇军士兵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噩梦，梦见老农变成了他父亲。
纸页最后，字迹更加潦草：“真希望我这破败的一生，只是那黄粱一梦。噩梦醒了，一切还能回到过去……只可惜，一切已回不去了。”
田中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纸上，把“梦”字晕开成一团模糊的墨渍。
“喂，田中，”上铺的军曹山本突然探出头，声音压得很低，“你也在看那个？”
田中吓得一哆嗦，慌忙想把纸藏起来。但山本已经麻利地爬下来，蹲到他旁边，从怀里掏出另一张皱巴巴的黄纸——内容不同，但标题一样。
“我在食堂灶台后面发现的，”山本四十多岁，是服役多年的老兵，左脸颊有一道刺刀留下的疤，“这文章……写的是真的吗？南亚部队真的吃过……”
他没说下去。但田中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军营里一直有传闻，说在瓜达尔卡纳尔、在新几内亚，补给断绝的部队饿到吃战友的尸体。长官们严厉禁止谈论，说那是“敌人的宣传”。
“我不知道，”田中声音发颤，“但写这个的人……好像真的经历过。”
两人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对视，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某种东西——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深的、信仰地基开始松动时的眩晕。
类似的场景在同一时期华北、华中数十个日军据点悄然发生。
有的士兵在站岗时发现箭矢射来的纸团；有的在领取补给时发现箱底夹层的印刷品；有的通过伪军内线获得；
甚至有的日军小队在遭遇八路军伏击后，在阵亡同伴的遗体旁发现这些纸张——不是作为宣传品撒落，而是谨慎地放在口袋里，像一封迟到的遗书。
传播的方式决定了它的效果。
如果是战场上大喇叭喊话或撒传单，士兵们会本能地将其视为“敌人宣传”而抵触。
但这样鬼魅般的、从内部缝隙中渗出的方式，反而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和隐秘的共鸣。
更关键的是，文章没有直接说“停止战争”，没有喊“打倒军国主义”。
它只是平静地叙述一个普通士兵的破碎人生，叙述战争如何把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变成鬼，又把鬼变回人——残缺的、靠药物麻痹才能活下去的人。
许多士兵读完后，没有愤怒地撕毁，而是偷偷藏起来，在夜深人静时重新阅读。
有些人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成了中村一郎，在横滨的废墟里翻找烧焦的相册；
有些人开始数自己身上的伤疤，计算如果回国，一天要扛多少麻袋才能活下去；
更多的人在写信回家时，笔尖久久悬在纸上，不知该如何描述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
一种缓慢的、无声的腐蚀，开始在日军基层蔓延。
同一时期，重庆七星岗。
贾玉振的书房外，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明显加强了。
院墙对面新开了一家杂货铺，老板是个戴金丝眼镜的瘦子，整天坐在柜台后看报纸，但眼神总往小院方向飘。
巷口多了两个擦鞋匠，手艺粗糙，却风雨无阻地出摊。
“军统的人，”冯四爷蹲在院子里修一把旧锄头，低声对阿四说，“戴老板（戴笠）看来是盯上先生了。杂货铺那位的虎口茧是长期用枪磨出来的，擦鞋匠其中一个走路姿势是标准的军人步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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