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22日，华盛顿，白宫战情室。
墙上巨大的世界地图被红蓝两色图钉标记得密密麻麻：红色代表轴心国控制区或攻势，蓝色代表盟军。
太平洋上，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接近尾声，蓝色箭头开始反推；北非，盟军已完全控制；东线，库尔斯克战役正陷入惨烈的拉锯。
但今天会议的重点不是军事，而是心理战。
OSS主任多诺万将军站在地图前，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报告：“先生们，来自太平洋战区的最新评估。《如果长夜降临》在美军部队中的传播，已经产生了我们未曾预料的‘外溢效应’。”
他翻过一页：“另外，战俘审讯显示，日军士兵中开始出现对《昭和五分钱》的讨论。尽管日本军方严厉封锁，但通过战俘之间的口耳相传，一些被俘日军士兵已经知道了这个‘日本老兵忏悔录’的存在。这对瓦解日军战斗意志有潜在帮助。”
国务院代表皱眉：“但这会不会让我们的士兵产生不必要的……同情？毕竟那是敌人的故事。”
“恰好相反，”多诺万摇头，“报告显示，美军士兵在了解到日军士兵也有类似的痛苦和迷茫后，对敌人的非人化想象减弱，但战斗意志并未降低。
用一位前线军官的话说：‘我们不是在打恶魔，而是在阻止普通人变成恶魔。这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他继续汇报：“其次，这本书在国际上引发的连锁反应超出预期。”他指向地图上的欧洲，“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SOE）联系我们，希望获得授权，将《清除日》改编成针对德占区的宣传材料。
他们计划制作德文版，通过地下渠道流入德国本土，重点面向那些对纳粹统治已有不满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
“苏联呢？”有人问。
“苏联已经发行了俄文版，但正如我们预料，他们配发了长篇评论文章，将书中的黑暗未来归结为‘资本主义与法西斯结合的必然产物’。不过……”
多诺万顿了顿，“根据我们在莫斯科的情报，普通苏联民众和士兵对书的反应，更多是朴素的反法西斯共鸣，而非意识形态分析。
一位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在读后感中写道：‘我们经历了纳粹带来的地狱，所以绝不能让这个地狱蔓延到全世界。’”
会议室内安静片刻。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轻声说：“所以，这本书无意中成了……一种跨意识形态的反法西斯共同语言？”
“可以这么理解，”多诺万点头，“它描绘的黑暗如此极致，以至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最恐惧的东西：自由主义者看到个人自由的彻底丧失，社会主义者看到体制对人性的异化，保守主义者看到传统价值的湮灭，宗教人士看到信仰的取缔。
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论一致：必须阻止法西斯胜利。”
他放下报告，环视众人：“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也许在宣传战中，与其强调我们为何而战，不如描绘敌人胜利后的世界会怎样。具体的恐惧，比抽象的理想，更能凝聚不同背景的人。”
“但风险依然存在，”司法部代表提醒，“书中对‘社会贡献积分’‘制度性清除’的描写，已经在国内引起一些左翼团体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给了右翼孤立主义者攻击政府战时管制的口实。”
“那就让他们争，”多诺万难得露出一丝笑容，“只要他们在争论之后都同意一点：纳粹必须被打败。其他的，等战争赢了再说。”
散会后，多诺万回到办公室，秘书送来一份加密电报。来自重庆玛丽·温斯洛：
“贾玉振处境危险。国民党试图控制其创作，军统监视升级。
他最新短文《何为文化抗战？》锋芒毕露，恐引祸端。
建议通过外交渠道施压，保护其创作自由。
另，千代子（前‘白菊’）在晋西北遭日军特种部队追捕，生死未卜。文章传播网络可能受损。——玛丽”
多诺万沉吟片刻，起草回电：
“继续观察，必要时提供有限庇护。关于贾，可通过文化援助名义提供资金支持，强化其独立身份。关于千代子，已超出我们能力范围。战争有自己的逻辑，愿她好运。”
他签完字，望向窗外华盛顿的夏日晴空。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但在他脑海里，却是重庆的雾、晋西北的山、太平洋岛屿上的硝烟，以及那本虚构的、黑暗的1960年纽约。
有时候，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一个足够黑暗的、关于未来的故事。因为它让人们恐惧失去现在——哪怕这个现在并不完美。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柏林，帝国宣传部大楼里，一份关于《清除日》的紧急报告正放在约瑟夫·戈培尔的办公桌上。这位宣传天才只读了摘要，就冷笑着将报告扔进废纸篓。
“拙劣的恐吓，”他对副手说，“以为描绘一个黑暗的未来，就能吓倒德意志民族？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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