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野兔放在灶台上，搓着冻僵的手说‘红玉，今天有肉吃了’，然后就蹲在火塘边，给我们生火熬粥。” 聂红玉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看着他冻得发紫的耳朵，心里又疼又暖。那锅粥，放了小米和野兔肉，还有我白天挖的苦苣菜，熬得黏糊糊的，香气飘满了整个窑洞。小石头吃得满脸都是，你爷爷就坐在旁边看着我们，自己却只喝了小半碗，说他在公社吃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没吃，饿了一整天，就为了把吃的都留给我们。”
一个汶川来的小女孩悄悄抹了抹眼睛，她妈妈告诉过她，地震的时候，是聂奶奶派人来救她的，还给她建了新学校。“聂奶奶，” 她小声问，“那时候没有人帮你们吗？”
“有啊，” 聂红玉笑了，指着老槐树旁边的一栋青砖房，“那是你张爷爷家的老房子，当年你张爷爷的娘，就是你们的张奶奶，知道我刚到黄土坡，家里没吃的，每天都会偷偷给我送半块红薯，或者一把干柴。” 她想起那个矮胖的农村妇人，总是裹着个旧头巾，把红薯塞给她就匆匆走，怕被别人看见说她“接济地主婆”，“还有村里的王大爷，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知道我冬天没有煤烧，就趁夜给我送了一捆玉米秸秆，说‘丫头，别冻着孩子’。”
“可是承业哥说，当年有坏人欺负您！” 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攥紧了拳头，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表情，“就是那个叫钟守刚的，他还砸了您的酱菜缸！”
提到钟守刚，聂红玉的神色没有变，依旧是温和的。“那时候确实有人不待见我，” 她淡淡地说，“钟守刚是生产队的副队长，看我成分不好，又敢在炊事房搞改革，就处处刁难我，扣我的工分，还在背后散播谣言，说我‘搞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有一次，他趁我不在家，把我腌的一缸酱菜都砸了，酱水流了一地，心疼得我直掉眼泪。”
“那您怎么办呀？” 孩子们都急了，围着聂红玉追问。
“是乡亲们帮我呀。” 聂红玉的目光扫过在场的孩子们，“那天我回家看到酱菜缸碎了，坐在窑门口哭，村里的老社员们都来了。张爷爷搬来自己家的酱缸，王大爷拿来自己家的盐，就连平时和我不太说话的李婶，都端来了一碗刚腌好的萝卜干。你沈廷洲爷爷更是气得红了眼，拿着铁锹就要去找钟守刚理论，是我拉住了他。” 她笑了笑，“我说，咱们不跟他置气，他砸了咱们的缸，咱们就再腌，只要人心齐，就没有熬不过的坎。”
“后来，汤书记也来帮您了对吗？” 汤书记的重孙子挺了挺胸，一脸骄傲，“我爷爷说，他把钟守刚批评了一顿，还在公社大会上表扬您，说您是‘会过日子的好同志’！”
“没错，” 聂红玉点点头，“你爷爷是个好书记，不教条，只看实事。他知道我优化炊事房的流程，让社员们都能多吃半口粮，就顶着压力支持我；他知道钟守刚是故意刁难，就当众批评他，还把生产队的酱菜坊交给我管。” 她想起汤书记当年拍着桌子说的话：“成分是死的，人是活的，能让老百姓吃饱饭的，就是好同志！” 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
“那陈教授呢？” 沈承业追问，他最喜欢听陈教授的故事，“您说陈教授教您做酱菜的秘方，是不是特别厉害？”
“陈教授是北京饭店的总厨，那手艺可不是吹的。” 聂红玉的眼里满是敬佩，“那时候他因为‘资产阶级作风’被批斗，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身体差得很。我每天给他送野菜粥，他就偷偷教我粗粮细作的法子，还把他珍藏的《中国烹饪大全》借给我看。” 她想起那个雪夜，陈教授把书塞给她，千叮咛万嘱咐：“红玉，这书里不只是菜谱，还有‘实在’二字，做食品就是做良心，不能掺半点假。”
“有一次，红卫兵来查书，陈教授把书藏在我的酱菜缸里，” 聂红玉笑了起来，“那些人翻遍了牛棚都没找到，骂骂咧咧地走了。我抱着书，蹲在酱菜缸旁边哭，陈教授拍着我的肩膀说‘丫头，别害怕，只要手艺在，咱们走到哪儿都有饭吃’。” 她看向石桌上的杂粮饼干，“现在咱们‘红玉食品’的秘方，很多都是从那本书里来的，只是我又加了些咱们黄土坡的特色，让味道更地道。”
太阳越升越高，老槐树的影子渐渐缩短，孩子们听得入了迷，连手里的饼干都忘了吃。一个邻村的小男孩突然问：“聂奶奶，您当年那么苦，有没有想过离开黄土坡呀？”
聂红玉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粗瓷碗，又抬头看了看老槐树上的红灯笼，灯笼上“欢迎聂奶奶回家”的字样格外醒目。“想过呀，” 她坦诚地说，“1971年的时候，有个机会能回城里，是陈教授的老同事帮忙找的，能进国营饭店当厨师长，比在黄土坡熬野菜粥强多了。”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远处的窑洞上，“可我走的那天，看到小石头抱着沈廷洲的腿哭，说‘娘不要我了’；看到张奶奶站在村口，手里攥着给我缝的布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到汤书记把一张写着‘有事找我’的纸条塞给我，说‘黄土坡永远是你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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