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红玉接过汤勺，铜勺已经磨得发亮，勺柄被手攥得温热，像还留着陈教授的体温。“1970年灾年，粮食不够吃，陈教授教我做黄豆酱，说‘酱能下饭，一碗酱能顶半碗粮’。” 她把汤勺放在火塘边烤了烤，“他从怀里掏出这个铜勺，说‘这个勺沉，熬酱的时候能搅得匀，味道更醇厚’。我用这个勺，熬了第一缸黄豆酱，不仅咱们家够吃，还分给了乡亲们，救了不少人。”
“钟守刚那时候嫉妒，说我‘偷学反动派的手艺’，要把我的酱菜缸砸了，是陈教授站出来，拿着这个铜勺说‘这是劳动人民的手艺，不是资产阶级的’。” 聂红玉的声音沉了下来，“他那时候刚能下床，却挡在酱菜缸前，比你爷爷还护着我的东西。汤书记来了，看了看酱缸，又看了看陈教授，说‘能让社员吃饱的手艺，就是好手艺’，才把钟守刚骂走。”
小石头坐在旁边，给火塘添了块柴：“娘，我记着您说过，陈爷爷教您的不只是做酱菜，还有做食品的良心。” 他拿起铜勺，“当年您办食品厂，陈爷爷已经平反回北京了，特意寄来封信，说‘红玉，做食品别贪多，用料要足，味道要正，比什么都强’，您把这句话刻在了厂门口的石头上，现在还在。”
“可不是嘛。” 聂红玉点点头，眼里又泛起泪光，“1978年陈爷爷回北京，我去送他，给他装了满满一坛子酱菜，他说‘红玉，等我回北京，给你寄新的菜谱’。这几十年来，他每年都寄，从手写的纸条，到后来的打印稿，再到近几年的微信语音，教我做新的菜式，提醒我注意身体。” 她打开手机，翻出陈教授今年春天发的语音，声音已经很苍老，却依旧有力：“红玉，今年西山的碧螺春下来了，配你的酱菜，解腻。”
“那您为什么不亲自去送陈爷爷呀？” 沈承业仰着头问，“您不是说，陈爷爷是您最亲的人吗？”
聂红玉摸了摸他的头，看向窗外的老槐树：“承业，奶奶老了，走不动远路了，可我的心去了。” 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个木盒，里面装着三样东西：一个铜制汤勺，一瓶刚熬好的黄豆酱，还有片压平的苦苣菜叶，“让你爷爷带着这些去，铜勺是陈爷爷的念想，酱是我做的，和当年的味道一样，苦苣菜叶是咱们黄土坡的根，让陈爷爷知道，他的手艺在黄土坡传下去了。”
“还有，” 聂红玉拉住小石头的手，眼神郑重，“你到了北京，替我给陈教授磕三个头，告诉他：第一，他教的手艺，我没丢，‘红玉食品’越做越好，卖到了国外；第二，他救的人，都好好活着，黄土坡的乡亲们都记着他；第三，他的书，我传给承业了，将来还有更多人学他的手艺，做实在人，卖实在货。”
小石头用力点头，把木盒抱在怀里，像抱着稀世珍宝：“娘，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的话带到。陈爷爷当年说，我是‘红玉的接班人’，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他想起小时候，陈爷爷来北京看他，给她带了北京的果脯，还教他认食材，说“做食品要像你奶奶一样，眼里有光，心里有谱”。
“陈教授这辈子不容易。” 聂红玉坐在竹椅上，又翻开《中国烹饪大全》，里面夹着张陈教授的单人照，是他在北京饭店当总厨时拍的，穿着白色的厨师服，意气风发，“他年轻时在法国学过西餐，回国后在北京饭店当总厨，做的菜连毛主席都夸过。可他不傲气，教我做酱菜的时候，比教五星级酒店的厨师还用心，说‘手艺不分高低，能帮到人就是好手艺’。”
“1972年，李秀莲嫉妒我在炊事房做得好，散播谣言说我‘和反动派勾结，偷集体的粮食’，把公社的人都引来查。” 她指着书里的一页，“陈教授那时候刚好能下床，拿着这本《中国烹饪大全》，给公社的人看，说‘这是我教她的，食材都是她自己挖的，粮食是她自己省的，她是好人’。汤书记也站出来，拿了炊事房的账本，说‘红玉把炊事房管得好好的，社员们都多吃了饭，她要是坏人，谁是好人’。”
沈承业突然说：“奶奶，我想起来了，张爷爷说过，当年陈爷爷还教乡亲们做酱菜，让大家换粮食，是不是？”
“是呀。” 聂红玉笑了，“1973年，陈教授身体好点了，就组织乡亲们在晒谷场腌酱菜，他站在石头上，拿着这个铜勺，教大家怎么放盐、怎么晒、怎么封缸，声音洪亮得很。张奶奶说‘陈教授是文化人，却没架子，比钟守刚好百倍’。” 她想起当年晒谷场的场景，乡亲们围着陈教授，手里拿着粗瓷碗，眼里满是期待，“那时候钟守刚在旁边看着，脸都青了，却不敢说啥，因为汤书记就站在陈教授旁边，给他递水。”
傍晚的时候，雨停了，夕阳从云层里钻出来，给老槐树镀上了层金光。小石头收拾好东西，沈承业抱着那本《中国烹饪大全》，要跟着去北京，说“要给陈爷爷读我写的作文”。聂红玉把他们送到村口，手里拿着个布包，里面是她连夜做的野菜团子，用的是陈教授教的配方，“给陈教授的学生们分了，让他们尝尝黄土坡的味道，也尝尝陈爷爷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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