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祭英魂的震撼尚未完全散去，一场更大的变革已经在兴安岭悄然酝酿。八月下旬，陈阳收到省里发来的通知：国家林业局将在九月初派考察团来兴安岭，专题调研“猎户合作社模式”，并讨论“兴安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申报事宜。
这是天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一旦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区，意味着兴安岭的生态保护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但同时，传统的狩猎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这是好事，也是难事。”在合作社的紧急会议上，陈阳开门见山，“好事是，国家重视了，咱们的保护工作能得到更多支持；难事是，如果保护区成立，很多猎户的狩猎权可能被取消，他们的生计怎么办？”
五大帮主都沉默了。这个问题很现实，也很尖锐。
“能不能争取一些政策？”李魁问，“比如，让猎户转成护林员，国家发工资？”
“这个可以提。”陈阳说，“但名额有限，不可能所有猎户都转。”
郑三炮皱眉：“那剩下的怎么办？不打猎，他们吃什么？”
“所以，咱们要提前想好出路。”陈阳指着墙上的兴安岭地图，“我有个想法——把合作社升级成‘兴安岭生态产业联合体’，简称‘新盟’。”
“新盟？”众人都没听过这个词。
“对，新盟。”陈阳解释道，“不是简单的联合，而是全面的整合。包括：生态保护、特色养殖、生态旅游、林下经济、手工艺品加工、特产销售等等。猎户不打猎了，可以养鹿、养蜂、种药材、搞旅游接待、做皮毛工艺品……总之，围绕兴安岭的资源，发展多种经营，让猎户们有更多的收入来源。”
这个想法很大胆，也很超前。八十年代末，国内还没有“生态产业”这个概念。
“能行吗？”马老六怀疑，“旅游？谁大老远跑山里来看树？”
“会有的。”陈阳很肯定，“我在省城听人说过，南方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搞旅游了。咱们兴安岭有原始森林，有珍稀动物，有鄂伦春文化，这些都是卖点。”
赵四爷点头：“采药、养蜂这些，我们南山帮一直在做，效益不错。如果能扩大规模，确实能养活不少人。”
孙瘸子也赞同：“我们散户联盟的猎户，很多都多才多艺，会编筐、会做皮具、会腌山菜，这些手艺也能赚钱。”
“关键是统一规划，统一品牌，统一销售。”陈阳说，“不能像以前那样，各干各的，互相压价。要抱成团，打造‘兴安岭’品牌，把咱们的产品卖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这个愿景很宏大，但也让众人热血沸腾。
“那具体怎么做？”林国栋问，他虽然不是猎户，但一直支持合作社。
“分三步走。”陈阳早有准备，“第一步，整合现有资源。五大帮派和散户联盟，把所有产业统计清楚，评估价值，折算成股份，入股新盟。第二步，制定发展规划。请专家来，根据咱们的资源特色，设计生态旅游线路、特色产品体系。第三步，对接市场。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开专卖店，在北京、上海找代理商，把兴安岭的品牌打出去。”
计划很详细，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首先是思想统一——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猎户们，愿不愿意把身家交出来，统一管理？
“这个我来做工作。”陈阳说，“我先从合作社做起，把合作社的资产全部折算成股份，分给所有社员。让大家看到，加入新盟，不是吃亏，是占便宜。”
说干就干。合作社立即开始资产清查。经过半个月的盘点，结果出来了：养殖场价值八十万，加工厂价值五十万，观测站价值三十万，仓库、车辆、设备等价值四十万，再加上流动资金和应收账款，合作社总资产超过二百万。
“按照每个社员的工作年限、贡献大小，折算成股份。”陈阳对杨文远说，“一定要公平、透明，让大家心服口服。”
杨文远熬了三个通宵，拿出了分配方案：陈阳作为创始人和会长，占股20%；赵卫东等元老，各占5%-8%；普通社员，根据工作年限和贡献，占股0.5%-3%。合作社总股本二百万，分成一万股，每股二百元。
方案公示后，社员们议论纷纷。有的高兴：“没想到我一个小工人，也能当股东！”有的担心：“这股份值钱吗？能不能分红？”
陈阳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我保证，今年年底，每股至少分红五十元。如果做不到，我把我自己的股份拿出来分给大家！”
这话掷地有声。社员们信了。
合作社改制成功，给其他帮派做了示范。五大帮主也坐不住了，纷纷找陈阳，要求加入新盟。
但每个帮派的情况不同，整合起来更复杂。东山帮以狩猎为主，资产主要是猎场和猎具；北山帮以江猎和皮毛为主，资产主要是渔船和仓库；西山帮以牧业为主，资产主要是草场和牲畜；南山帮以采药为主，资产主要是参园和药圃；散户联盟最杂，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成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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