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阳光穿过窗棂，在合作社办公室的水泥地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王昭阳坐在靠窗的旧木桌前，面前摊开的是县城特产店这个月的流水账本和进货清单。算盘珠子在她纤细的指尖下发出清脆的声响，但她的目光却不时飘向窗外，落在远处起伏的绿色山峦上，眉心微蹙，带着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忧思。
她已经十三岁了。在靠山屯，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大多已经开始帮着家里操持更多的家务，甚至有人家已经开始议亲。但王昭阳不同，她是王西川的长女，是家里九个妹妹的大姐，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父亲在合作社事务上日渐倚重的小帮手。去年冬天的分红核对、今年春天县城店铺的初期打理、现在定期整理的账目……父亲似乎有意将她往“管事”的方向培养。
起初，她是兴奋而自豪的。能帮上父亲的忙，能学到许多屯里其他女孩接触不到的东西，她觉得自己很有用。但随着年龄增长，见识稍开，尤其是今年去县城店铺帮忙，接触到一些城里来的顾客和供销社的干事，听到一些关于外面世界的零星谈论，一种复杂的情绪开始在她心底滋生。
她看到城里同龄的女孩，穿着干净漂亮的裙子，背着书包上学，谈论着电影和小说，眼神明亮，充满对未来的憧憬。而她自己，虽然识字、会算账，甚至比一些城里孩子懂得更多山货知识和经营门道，但她总觉得，自己身上似乎缺了点什么。是一种从容？还是一种被清晰规划的未来？
父亲常说，要好好学本事，以后帮他把合作社管得更好。母亲也说，她这个大姐要稳重，给妹妹们做榜样。合作社的叔叔伯伯们见了她，也常夸“昭阳丫头真能干，是西川的好帮手”。这些肯定让她欣慰，却也无形中给她套上了一层责任的枷锁。
她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是不是就注定绑在靠山屯，绑在合作社里了？像母亲一样，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辅助丈夫？这当然没什么不好，母亲是她最敬爱的人。但偶尔，心底也会冒出一个微弱却执拗的声音：除了这些，我还能做什么？我喜不喜欢做这些？我能像父亲那样，看得那么远，想得那么大吗？
这个念头让她感到惶恐，甚至有些羞愧。父亲为了这个家，为了合作社，付出了那么多，自己怎么能有这样的“私心”？合作社是全家、全屯的希望，自己作为长女，理应分担。可是……那种对更广阔天地的模糊渴望，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却像春日的藤蔓，悄悄缠绕着她的心。
尤其最近，父亲频繁提及“政策”、“公司”、“未来”，眼光早已超越山林，投向了县城、省城甚至大海。王昭阳在帮忙整理信件、记录谈话时，能清晰地感受到父亲胸中那幅越来越宏大的蓝图。这让她既钦佩又焦虑。钦佩父亲的魄力和眼光；焦虑的是，自己这点记账、理货的本事，在父亲未来的宏大布局里，究竟能占多少分量？会不会有一天，自己跟不上父亲的步伐，也理解不了那些更复杂的事情，最终只能留在屯里，守着老摊子？
这种心事，她无人可诉。母亲日夜操劳，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们，她不忍再添烦恼；几个妹妹还小，不懂；至于父亲……她更不敢说。父亲虽然疼爱她们，但总是很忙，神情时常严肃，她怕自己的这些“胡思乱想”会被认为是不懂事、不分轻重。
于是，她只能将烦闷压在心里，更加努力地做好父亲交代的每一件事，把账目算得更细，把店铺的需求想得更周全。只有在夜深人静，听着妹妹们均匀的呼吸声时，她才会望着糊了报纸的屋顶，悄悄叹一口气。
这天下午，王西川从鹿场检查回来，顺路到办公室取一份文件。看到大女儿对账算得认真，却眉眼间隐有倦色，不像往日那般精神奕奕，心中一动。
“昭阳，”王西川走到桌边，声音比平时柔和了些，“账目对完了？”
王昭阳回过神，连忙站起来：“爹，快对完了，还有些零碎支出要归类。”
“不急，坐下慢慢弄。”王西川拉过一把椅子，在她对面坐下，没有立刻离开的意思。他打量着女儿，十三岁的少女，身量开始抽条，面容清秀，眼神却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沉稳和心事。“最近在县城店里，还适应吗？有没有遇到难处？”
“都挺好的，爹。顺子叔（派去常驻县城的社员）很照顾我，账目也清楚，就是……”王昭阳犹豫了一下，“就是有时候，有些城里来的顾客，问的问题挺怪的，有的嫌咱们包装土气，有的问有没有什么‘保健效果’特别说明，我都得琢磨着怎么回答。”
“嗯，这是好事。”王西川点点头，“接触不同的人，才能知道市场真正要什么。你觉得包装土气，咱们以后可以改进；问保健效果，说明人家更看重品质和功效，这正是咱们山货的优势。这些，都是在学校课本里学不到的。”
“我知道，爹。”王昭阳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我就是觉得……自己懂得还是太少了。怕说错话，影响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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