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三年四月初八，泉州港。
天还没亮，泉州城里的百姓就已经挤满了港口两侧的堤岸。卖鱼丸的小贩推着车在人群里穿梭，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肩膀上伸长了脖子往船坞方向张望，连港口外海面上停泊的几艘阿拉伯商船都收起了帆，船上的水手们趴在船舷上等着看这艘东方巨舰的下水仪式。郑师傅一整夜没有合眼，在船坞里最后检查了承平号的每一处榫接和捻缝。船板之间的麻丝填缝是他亲手用小刷子一道一道抹上去的，船底的双层底板是他对照着阿拉伯造船图和自己四十年的经验一块一块拼起来的，桅杆上的每一根帆索都是他带着徒弟们用桐油浸泡过的麻绳编了又拆、拆了又编才定下来的。如今这艘全长二十六丈、三桅十六炮的远洋大船安静地卧在船坞滑道上，船首的铸铁破浪锥在晨曦中泛着冷光，船尾加高的艉楼如同一座浮动的堡垒，船舷两侧的炮门整齐排列，像一排沉默的眼睛。
“郑师傅，潮位到了。”方云走到他身边，手里拿着一只沙漏。沙漏里的最后一撮细沙正从上层漏入下层，刻度线对准了泉州港今年最高潮位的那一刻——巳正三刻。
郑师傅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海腥味的空气，将粗糙的双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然后从方云手中接过盛着雄黄酒的铜爵，朝船首方向深深一躬，将酒液缓缓洒在滑道的木轨上。这是老规矩——船是新船，酒是旧酒，木轨上洒过酒的船出不了海难。他在这个船坞里送走了上百艘船，从漕船到战船，从近海快船到东海舰队的主力舰，每一艘都是他亲手摸过的木头、亲手填过的麻丝、亲手看着滑入海中的。但这一艘不一样。这一艘是大胤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远洋大船。它在图纸上的名字叫“承平号”，在郑师傅心里的名字叫“走最远的那一艘”。
“吉时已到——”方云朗声宣布。
八名工匠挥起铁锤砸开固定船身的木楔，沉重的船体在滑道上微微一颤，船底的硬木滑板与涂满牛油的木轨之间发出低沉的摩擦声。整艘船开始缓缓滑动，越来越快，船首破开滑道尽头的水面，激起两丈多高的水花——欢呼声瞬间炸开，整片港口都在喊。
承平号稳稳地浮在了泉州港的海面上。
郑师傅站在船坞边，看着这艘他花了三年时间造出来的大船在海面上轻轻摇晃，像一个刚从母腹中滑出的婴儿，第一次感受到海水的浮力。他从腰间抽出旱烟杆——这杆旱烟跟了他大半辈子，烟锅已经烧得发黑，烟嘴被牙齿磨出了一道浅浅的凹槽。他把烟锅凑近唇边，手却在抖。
“郑师傅，”方云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边，手里端着一碗热茶，“您辛苦了。”
郑师傅接过茶碗，喝了一口。茶水很烫，但他的舌头已经尝不出烫了——在船坞里待了四十年，烟熏火燎、桐油呛鼻、麻丝扎手，他的味觉早就不如从前。他端着茶碗望着海面上那艘大船，忽然用烟杆指着船首的破浪锥说：“方大人，老朽这辈子造了一百多艘船，最好的一艘今天下水了。后面四艘松江那边还要接着造，老朽这把老骨头还够用。但有一件事，老朽想求你——这艘船出海的时候，让老朽也上去。不是去远洋，就是上去站一站。站一站就行。”
方云转过头看着他。这个老船匠一辈子在船坞里锯木头、填麻丝、画图纸，从来没有出过海。他造过的船最远到了扶桑和南洋，但他自己从来没有站在任何一艘他的船的甲板上，看着船首劈开海水的样子。
“好。承平号试航那天，您站第一班。”
泉州港的欢呼声还在继续。海面上，拖船正缓缓将承平号拖往深水区，三根主桅上的帆布还没有挂上去，但桅杆已经高高耸立在晨光中，像三根刺向天空的长矛。
方云望着那三根桅杆，忽然想起叔父方海走之前说的话——“泉州的第一艘大船下水的时候，我可能还在满剌加跟大食人磨嘴皮子。你替我在码头边放一挂鞭炮，算是替我看了。”他从怀中取出一挂早已备好的红皮鞭炮，点燃引线，朝船坞的方向抛去。鞭炮声劈里啪啦地炸开，红色的纸屑在码头上飞舞，与港口上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混在一起。
承平号下水后的第三天，方海从满剌加赶回了泉州。阿尔瓦罗跟着他一起回来了——满剌加商馆已经步入正轨，他把商馆的事务交给了副手，自己搭方海的快船来泉州，说要在泉州船厂学大胤的造船术。阿尔瓦罗在满剌加的海图上画了一年，已经把马六甲海峡的暗礁位置摸得七七八八，但香料群岛以东的那片未知海域仍然是一片空白。他听说泉州船厂要造五艘远洋大船，便主动请求随船队一起出发——不是作为西班牙使臣，而是作为大胤远洋船队雇佣的领航员。他在西班牙商船上做过大副，横渡过两次大西洋，虽然对东海和南海不熟，但远洋航海的经验是通用的。方海同意了——阿尔瓦罗欠他五十三口人的命，还了一年，还剩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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