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诸葛瞻屏退左右，只留下心腹文书一人磨墨。
他并未立即处理那随即如雪片般飞来的各类公务公文，而是亲自从柜中取出两张质地不同的绢帛，铺陈于案。
第一张是官方奏疏所用的厚实细绢，边缘织有暗纹。他提笔蘸饱了墨，略一思忖，腕悬笔落，开始给大将军姜维写信。
开篇极尽恭谨，以“瞻顿首再拜大将军麾下”起首。先是详细陈述了广汉灾情的严重程度——流离失所、饿殍载道，及其可能引发民变、动摇后方根基的严重后果。继而强调安抚流民、快速恢复生产对于稳定大局、支持北伐的极端重要性，并详细解释了“以工代赈”和“农械监”为何需要暂时借用部分军械坊匠役和铁料的原委，言辞恳切，承诺军械供应绝不会被长期延误，必会优先保障大将军所需。
接着，诸葛瞻才以极其谨慎和尊敬的语气，提到近日朝廷中有零星议论，对阴平小道一带的防务表示些许担忧，虽深信大将军算无遗策，但仍冒昧请示，是否可酌情、量力地增强该方向的警戒与巡查，增筑一二烽火台，以期万全。
最后，诸葛瞻才提出组建“间军司”的构想，着重强调其职能仅为更广泛、更精准、更及时地探知陇西、关中魏军动向，特别是钟会、邓艾所部详情，一切情报都将封装完好，以最快速度直送大将军幕府，虽然一切人员亦完全听从尚书台的调遣指挥，但也同时也唯大将军马首是瞻。整封信措辞谦卑，处处以姜维为主，将其捧于绝对主导地位，极大程度地缓和了可能引发的猜忌，避免了给对方造成跋扈和越权的印象。
写毕，诸葛瞻取出银印，蘸满朱红印泥，稳稳地钤于署名之处。待墨迹印泥干透，亲自将其装入牛皮信函，封以火漆，吩咐以加急，直送沓中大将军行营。
随后，诸葛瞻取过第二张——一张未印任何官衔标识的私人素帛，质地柔软许多。
诸葛瞻沉吟片刻，再次落笔，这次是写给身在南中的霍弋将军。
信中并未提及任何朝堂争端或军国大策，全然是一副晚辈问候长辈的口吻。关切询问南中之地近来是否安宁，蛮族各部可有异动，军中粮草军备是否充足，冬日将至，将士衣履可曾备齐。
继而才似是随口提及，言说成都近日因广汉灾情，流民增多，恐有奸宄之徒或魏军细作混迹其中，为患地方，望霍将军在南中亦能加强巡查，保境安民，若发现任何异常或需朝廷协助之处，万望不必客气，可直接来信尚书台。通篇语气恳切自然，充满关怀与信任，仿佛只是寻常的问候与提醒。
这封信，诸葛瞻用的是自己的私人小印，吩咐一名绝对可靠的心腹家将，以寻常驿道送出，不必急切。
做完这一切，窗外已是夕阳西斜，金色的余晖将尚书台的窗棂拉出长长的影子。他搁下笔，揉了揉因高度专注而酸涩的腕骨，又轻轻按了按突突跳动的太阳穴，长长吁出一口气。
殿中的交锋，只是明面上的开始。这两封信，才是真正的棋局。给姜维的信，是一场谨慎的赌博，赌的是这位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的格局、智慧与对国事的公心。
而给霍弋的信，则是一步看似无关紧要的闲棋，一颗深深埋下的种子，或许永远沉寂于土壤，或许在未来的某个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能意外地萌发出一线生机。
奏疏已上，书信已发。接下来的，便是等待各方反应，迎接必然到来的风浪，以及，在这汹涌的暗流与明面的风暴中，小心翼翼地前行，一步步将策略付诸实施。
前路漫漫，吉凶未卜。
晚膳过后，书房房内，诸葛瞻目光落在刚刚送来的几份公文上，眉头微蹙。
一份是董厥送来的，关于核查太仓存粮的初步结果，数字触目惊心，远比度支尚书此前上报的要少。另一份是成都令的密报，提及昨日北门粥厂设立后，城内几家大粮商似乎有所异动，粮价有隐隐上浮之势。
最后一份，则是一名书吏记录的、今日朝会后几位官员在散朝路上的零星议论，语带讥讽，称“卫将军年轻气盛，尽揽权柄，恐非国家之福”。
这些，都在意料之中。动了某些人的利益，自然会引来反噬。只是这反噬来得如此之快，且精准地指向“揽权”二字，其背后推手，不言而喻。
诸葛瞻正沉吟间，老管家前来通报：“老爷，尚书令樊大人到。”
诸葛瞻起身相迎。樊建须发已见花白，但步履依旧沉稳，面容清癯，眼神中带着为官多年的审慎。他如今是正式的尚书令，总领尚书台事务，诸葛瞻虽“平尚书事”，权责极重，但名义上仍是协同。
昨日诸葛瞻主导议定三策并率众上奏，虽事急从权，却也需与这位正印长官有所交代。
“思远，今日朝会辛苦了。”樊建入内坐下，语气平和，听不出喜怒，“陛下已准了安民垦荒诸事，不知眼下进展如何？可有需尚书台协调整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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