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蜀汉朝堂因为汶山郡贪腐案及太仆王缮谋逆案而掀起滔天巨浪，进行着一场彻底的政治清洗之时，天下的另外两极——曹魏与东吴，也并未沉寂，各自内部暗流涌动，对外策略也在悄然调整。
洛阳，魏宫。
相较于蜀汉朝堂近日的血雨腥风，刚刚经历了一场内部权力更迭与陇西惨败的曹魏朝廷，在年轻的权臣司马炎手中，竟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稳定，甚至是一种压抑下的蓄力。
司马昭的突然病逝，曾让许多魏臣以为司马氏这艘巨舰将面临倾覆之危。内有曹魏宗室残留势力的隐隐骚动，外有陇西新失、蜀汉兵锋直抵关中的巨大军事压力。然而，司马炎，这个继承了其父权柄与野心的年轻人，展现出了远超其年龄的沉稳、果决与政治手腕。
他并未急于对外用兵以挽回颜面，反而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整合与巩固权力。他深知，根基不稳，一切雄心皆是空中楼阁。
一间防卫森严的书房内，炭火盆驱散了初春的余寒。司马炎身着常服，坐于主位，虽面容尚带一丝稚嫩，但眼神中已有了与其父相似的深沉与锐利。下首坐着他的心腹智囊，亦是如今魏国的顶梁柱：以智计百出、善于谋划着称的钟会；以心狠辣手、精通权术闻名的贾充；以及近年来崭露头角、文武兼资，尤其精通战略的杜预。
“陇西之败，耻辱也。”司马炎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然，姜维、霍弋据险而守，士气正盛，我军新败，士气待复，仓促复仇，恐非良策。”
贾充接口道：“晋公所言极是。当务之急，乃稳固内部。陇西虽失，然关中根基未动。蜀虏得陇西，看似势大，实则拉长了其补给线，分散了其兵力。只要我关中防线稳固，假以时日，必能找到破绽。”
钟会轻轻捋着短须，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蜀地近来内部亦不平静。据闻，那诸葛瞻借口养病，实则微服出行，似在整顿地方吏治，清除异己。其内部荆、益派系之争，恐因此再起波澜。此，或为我可利用之机。”
杜预则更关注实务，他沉声道：“晋公，陇西之败，亦暴露我军在西线布防与将领选用上的诸多问题。当趁此间隙，大力整顿西线军备，汰弱留强，提拔有能之士。同时，加强关中屯田，积储粮草，修缮武备。待时机成熟，方可图谋收复失地，甚至……更进一步。”
司马炎微微颔首，对几位心腹的意见表示赞同。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舆图前，目光扫过陇西，掠过汉中，最终落在江东。
“蜀地有诸葛瞻，东吴有孙皓。”司马炎嘴角泛起一丝冷嘲，“诸葛瞻虽为能臣，然其内部掣肘亦多，且其新政过于激进，恐已埋下隐患。而那孙皓，暴虐昏聩，自毁长城，逼走陆抗，实乃天助我也！”
他转过身，目光炯炯：“江东，方是我等未来之主要方向！蜀地据险，急切难下。而东吴，主昏于上，民怨于下，良将见疑，国力日衰。待我内部稳固，兵精粮足，先取江东，断蜀臂膀，则天下大势定矣！”
钟会、贾充、杜预皆肃然点头。他们明白，司马炎的战略是务实的，也是极具远见的。暂时隐忍对蜀的仇恨，将战略重心转向看似更强大、实则内部危机更深的东吴，无疑是当前最明智的选择。
“如此，便有劳诸位。”司马炎沉声道，“士季继续总揽机要，留意蜀吴动向；公闾负责监察内部，确保无有异动；元凯全力整顿军备，特别是荆州方向的水陆兵马，以待将来。”
“臣等领命！”三人齐声应道。
在司马炎的驾驭和这几位能臣干吏的辅佐下，经历动荡的曹魏，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恢复着元气，并将贪婪而冷静的目光，投向了看似平静的江东。
建业，吴宫。
与洛阳那压抑而有序的氛围不同，此时的东吴朝堂，笼罩在一种诡异而紧张的气氛中。暴君孙皓继位以来，诛杀大臣，大兴土木，沉迷酒色，使得原本在孙休后期稍有起色的国势，急转直下。
尤其是在名将陆抗被蜀汉释放后，竟选择归顺成都，这对孙皓的威望和东吴的军心士气，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孙皓非但不思己过，反而变本加厉，迁怒于其他大臣，使得朝中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然而，孙皓的暴虐，并未完全熄灭东吴内部某些人的野心，或者说，是某种不甘。丢失荆州之耻，犹如一根毒刺，深深扎在许多吴臣心中。如今蜀汉看似专注于内部整顿和经营陇右，而曹魏则新遭败绩，主少国疑，在一些激进的吴臣看来，这似乎是“收复”荆州部分失地，或者至少是进行试探、攫取利益的好机会。
于是，在孙皓的默许，或者说，在他那混乱的思维并未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东吴驻扎在荆州南部的军队，开始频频向北，对曹魏控制的荆州北部，尤其是襄阳郡一带，进行小规模的试探和骚扰。
他们选择襄阳郡，一方面是因为此地乃连接南北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听说曹魏在此地的主将，乃是以宽仁恤民着称的羊祜。在一些吴将看来，这样的对手，或许会因“仁”而失于“断”，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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