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押陁罗闻言，不由苦笑：“小郎君有所不知。市舶间那些唐帕，所学多是买卖交涉、日常应对之语，能口传大致意思已属不易，更别提认大食文字，翻译这等义理深奥的鸿篇巨制了。”
刘昭跟着接口，一脸义愤填膺：“是啊，绝大部分汉人唐帕都是浑水摸鱼，甚至坑蒙拐骗之辈！”
“前几年，有一个占城商人和一个大食商人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那唐帕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断案的推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
“推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大食商人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
“要不是我爹听到消息赶过去，替那大食商人做了翻译，那大食商人还真可能莫名其妙送了命。你说这叫什么事啊！”（故事来源宋代陈郁《藏一话腴》）
辛押陁罗见刘昭说起了汉人唐帕的坏话，怕苏家兄弟不喜，忙撇开话头，向苏遁解释道：
“这些书籍，学问深奥，并非日常对话可比。若想翻译，不但要对大食语与汉语均非常精通，更要精通此书中的天文、数理、自然、哲思知识，实在非普通蕃商或译者所能为。”
他指着书中一处复杂的几何证明，“譬如此处，老夫虽看得懂字，却不明白其中之理，如何转译？强行为之，必是词不达意，谬误百出，传扬出去，只怕是误人子弟。”
苏遁默然，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就好像，后世的自己，从小学英语，英语口语和外国人交流无碍。
但如果让自己，不借助任何网络工具，去把《道德经》《庄子》翻译成英语，或者把霍金的《时间简史》翻译成中文，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知识的传递，需要桥梁，而桥梁本身，必须足够坚实和宽阔。
明末的利玛窦和徐光启能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是因为利玛窦本就是罗马教廷优中选优派来的顶尖人才，知识渊博、学习能力出众，而徐光启也是进士出身的饱学宿儒，且愿意放下身段主动去学“外语”，主动拥抱外番文明。
两人作为各自文明中的顶尖学者，怀着极大的热忱与尊重，互相学习，深层次交流，最终才能结出硕果。
反观当下，远涉重洋来到广州的蕃商，首要目的是求利，其中或有见识不凡者，但系统掌握高级学问、并愿意潜心钻研中国文化的学术型人才，绝对一个都没有。
而中国，更别提了。
在本朝，学外语是自甘堕落，翻译身份形同低微匠人。
仁宗年间，北宋名臣余靖出使契丹时，受辽主邀请作诗：“夜筵设逻臣拜洗，两朝厥荷情干勤。微臣雅鲁祝若统，圣寿铁摆俱可忒。”
辽国主见余靖竟然在诗句里使用了契丹词汇，极为开心，出使任务大功告成。
本来，这算是两国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
没想到，余靖回朝后，却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大失朝廷体面，余靖因此被贬到地方上当官去了。（北宋刘攽《贡父诗话》记载，刘攽是和苏东坡媲美的段子手）
这就是宋朝士大夫群体，对学外语、说外语的态度。
在礼部有正式职务的通事，都只是低级的吏员，没有转“官”的可能。
那些在广州蕃坊当唐帕的，能是什么成分，可想而知了。
肯定都是读书不行、科举无望，混不进主流价值观道路的人啊。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帮他翻译天文、地理这么高深的学问呢？
自己找他们来翻译，无异于缘木求鱼。
一股强烈的无力感涌上苏遁心头。
这些凝聚着另一个辉煌文明智慧的书籍，此刻静静地躺在面前，却如同被无形的锁链封存，宝山空对，无门可入。
难道就只能让它们继续蒙尘，或是等待那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出现的“利玛窦”与“徐光启”吗？
正当苏遁情绪低落之际，辛押陁罗却话锋一转，眼神变得深远，缓缓道：
“不过，小郎君所求之事，其实与老夫筹建的念想，殊途同归。”
“老夫自熙宁年间便多方奔走，恳请于广州州学之侧，别设一斋‘蕃学’。非为其他，正是希望那些随船而来、久居此地的蕃人子弟，能有一个正经途径，系统学习汉家经典、律令条贯、乃至天文地理常识。”
“若他们能深研汉学，通晓文墨，将来无论是协助家族营商，还是沟通番汉，减少事端，皆大有裨益。”
辛押陁罗看向苏遁，目光灼灼：“试想，若有朝一日，‘蕃学’有成，其中涌现出若干既精熟汉文典籍，又未丢却母邦文字学养的俊才。由他们来执笔，翻译这些番邦典籍，岂不是水到渠成？”
苏遁听着，只觉眼前豁然开朗，心中阴霾一扫而空！
是啊！
没有现成的人才，那就自己培养！
开设了蕃学，学成的学生，理解了两边学问的语境与精髓，所出译作，必能信、达、雅兼备，真正成为沟通两大文明的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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