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筠州学子和百姓依依不舍的送别中，苏遁告别了这座“证道”之城。
船只沿筠水东行，转入赣江，顺流北上。
过洪州，入鄱阳，至湖口，入长江，一路顺江而下。
两岸的山色从青翠转为黛青，又从黛青染上赭黄。
然后，山势渐低，平畴沃野在眼前铺展开来，天高地阔，江流浩荡。
苏遁的名声，跑得比船快。
每过州县，皆有学子闻风而动，早早候在码头，迎迓恭请，盼他登台讲学。
苏遁自然不会站站停靠，只拣了几个通都大邑下船。
登台之日，四面八方的读书人纷至沓来，观者如堵。
场面一次比一次大，人一次比一次多。
每离开一处，船队便添几条新船。
尤其是长江沿岸州县的举子，十停中倒有四五停的船跟在了苏遁后面。
八月正是各州发解试放榜的时节，得解的学子本就要入京赴考，跟着苏遁一路北上，既能亲耳聆听“圣人”讲学传道，又有同道探讨学问新知，何乐而不为？
随着船队日渐浩大，各州的迎接规格也越来越高。
起初是学子们自发迎候，后来各州州学教授出面，再后来，便是知州亲自出迎。
不管他们心中如何看待苏遁，都不得不做出这番“徐孺下榻”的姿态——
船队泊在城外，上千举子聚于治下，若出了什么岔子，哪个官员担当得起？
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款待，将苏遁的一举一动纳入官方眼皮底下，反倒安心。
当然，也有人表面笑盈盈，私下却使绊子。
洪州知州在滕王阁设宴款待，席间殷勤劝酒，又遣官妓“贴身”相陪，大约是想看这位少年儒宗闹出什么丑闻。
苏遁举杯饮了一口，随即“噗通”一声栽倒在地，人事不知。
洪州知州吓得脸色发白，手忙脚乱地遣人叫大夫，一场宴席草草收场。
自此，“苏季泽一杯倒”的名声传了出去，沿途再无人敢强行劝酒。
其实宋朝的酒度数不高，苏遁并非真不能喝。
但再低的酒，也是酒，这副身子才十三岁，他不想早早坏了根基。
何况酒桌之上，饮了此人不饮彼人，是平白得罪人；来者不拒统统饮下，又伤身误事。
倒不如从一开始就绝了这些麻烦。
王安石、司马光不也是这样，立下滴酒不沾的人设，连包拯劝酒都劝不动——
司马光好歹还给了上司几分薄面，勉强饮了一杯；
王安石却是油盐不进，任谁劝也不喝。
自己既然宣称“承接新学”，学学王安石的做派，正合情理。
免了饮酒这一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想使坏，也难了许多。
总不能当面锣对面鼓地言语攻讦罢？
苏遁身后跟着上千学子，可不答应。
船过金陵时，苏遁去祭拜了王安石墓。
这是他一路行来，唯一主动要求停靠的地方。
王安石的墓在半山园，依山而筑，松柏森森。
苏遁在墓前恭恭敬敬地行了礼，取出一篇祭文，当众诵读。
祭文写得很长。
他从王安石少年立志写起，写他“奋不顾身，欲以天下为己任”；
写熙宁变法，“欲挽江河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写他晚年退居金陵，“身在山林，心忧社稷”。
言辞恳切，文采斐然，读到动情处，苏遁声音哽咽，眼眶泛红，几度不能自已。
“公之志，遁知之；公之道，遁继之。”
他站在墓前，一字一句道，“今日焚香立誓，必使新学光大于天下，使公之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身后上千学子，肃然无声。
苏遁心里清楚，不管历史如何演变，大宋如今的帝王，和以后的帝王，都是神宗的后裔，必然沿着神宗的路走下去。
那么王安石的“新学”就是绕不过去的坎。
打不过就加入——
此番入京，他本来就要争一争最正统的“新学”传人之位。
这一场祭拜，是必须的“政治作秀”。
一路上，苏遁编撰的《四书集注》和各种理论文章，也长了翅膀一般飞速传播。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几十卷书，一函一函地印出来，又一批一批地卖出去。
公孙熙甚至没怎么用上力，他不过在洪州联络委托本地印坊印了上千套。
然后，过了鄱阳湖到湖口发现，当地书坊早已自发在印。
苏遁在洪州停下来讲学的时候，筠州的书商，已经把书运到了前边。
这些书商倒也会想办法，有的印《论语集注》，有的印《孟子集注》……
各家书坊分刻不同的卷次，凑在一起就拼成了整套。
市场就是风向——
当年苏东坡的诗集文集卖得多火，如今苏遁《四书集注》便卖得多火。
不差钱的整函买回去研读，囊中羞涩的单买《大学章句》或《中庸章句》，说是“先读纲领，再读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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