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遁将苏行冲带回田庄，向三位兄长转述了吕温卿明日巡查常州的消息。
苏适放下茶盏，沉吟片刻，缓缓道：“吕温卿这个时候来宜兴，只怕不是什么巧合。”
他的目光在几人脸上扫了一圈，“后日田庄讲学，来听的人少说也有上千。
他若在此时登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挑刺寻衅，扣一顶‘聚众惑乱’的帽子下来，苏家百口莫辩。”
苏远接口道：“不止如此。他若到了田庄，亲眼看见棉花，以他的眼力，必定能看出这东西的价值。
到时候，他既能以‘包藏祸心’的名目构陷苏家，又能把移植棉花的功劳夺过去据为己有。
一箭双雕，干净利落。”
苏过点了点头，声音沉了几分：“四哥、八弟说的是。可还有一层更麻烦的。
吕温卿这种人，见了政绩就像苍蝇见了血。
一旦他知道了棉花能用荒田、增赋税，定会不顾各地实情，用官令强行推广，让那些根本不适合种的地方也跟着种。
到那时，苏家的一番苦心，反倒成了百姓的灾难。
就像当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本意是接济百姓青黄不接，可到了下面，地方官为了政绩、为了讨好上司，层层加码，硬逼着百姓借贷，最后反倒成了害民之法。
吕惠卿心狠手辣，吕温卿只怕也不遑多让。
他若插进来，棉花推广这件事，就全完了。”
兄弟几人面面相觑，眉头紧锁。
他们心里明白，吕温卿来宜兴，来者不善。
十年前，元佑元年六月，苏辙连上数道奏章弹劾吕惠卿，致使其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
恰在此时，苏东坡正任中书舍人，起草贬谪制书的任务便落到了他头上。
那篇制书中，苏东坡下笔毫不留情：“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
字字如刀，句句见血。
以苏东坡的影响力，这制书一出，吕惠卿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
两家也因此结了死仇。
事实上，苏轼、苏辙与吕惠卿并无私怨。
兄弟俩的确看不惯吕惠卿，因为吕惠卿推行手实法，弄得民不聊生。
但无论是苏辙弹劾吕惠卿，还是苏东坡的那篇杀人诛心的制书，都是当时的政治立场下，不得不为之的公事，而非私怨。
制书，是公文写作，不是私人写作。
写什么，要按照大宋最高领导人的意思来。
当时，是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对吕惠卿鼓动宋神宗永乐城之战导致宋神宗悲痛理事，深恶痛绝。
若不按高太后的意思写，苏东坡这中书舍人的位子就别想坐了。
“天子”要的是能替他出气的刀，不是替罪臣求情的菩萨。
你不做，自有别人来做。
就好像，绍圣元年的中书舍人吴安诗。
绍圣元年，苏辙因奏折中提及“汉武帝”，被宋哲宗借题发挥，说是在影射神宗皇帝，就此贬斥苏辙。
起初，中书舍人吴安诗奉命草制，他在制书中写道：“风节天下所闻”，又言“原诚终是爱君”，替苏辙委曲转圜。
宋哲宗看后，却大为不满，嫌吴安诗写得太温和，太给苏辙留面子，当即命令其他人另拟。
最终起草苏辙被贬制书的是苏轼/苏辙的同年林希，林希在制书中写道：“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反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
“老奸”二字，明晃晃骂到了死去的高太后脸上。
宋哲宗这下终于满意了，给林希升职加薪一条龙。
而此前不按照“圣心”写制书的吴安诗，则被罢官踢出朝中。
元佑年间，苏东坡从中书舍人做到翰林学士、知制诰，再到翰林学士承旨。
新党官员的贬斥制书，十之八九都出自他手。
那些被贬的官员难道不知制书是奉旨而作？
自然知道。
可他们不敢恨高太后，因为礼法不容。
于是，所有的怨毒，都泼向了执笔的苏东坡。
这便是苏东坡官位并非元佑最高、却被贬得最惨的缘故。
他替高太后扛了所有的恨。
就像王安石代替宋神宗，蔡京代替宋徽宗，背了北宋灭亡的黑锅。
毕竟，封建帝制的帝王叙事下，只有奸臣，没有奸皇。
苏遁想到这里，心里涌上一股浓烈的、压了十二年的厌恶。
这便是封建帝制，最可笑的地方。
整个国家，围绕着至高无上的皇权而运转，所有的官员，依靠帝王的好恶而选用或罢黜。
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屈从于帝王的个人意志之下。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多么可笑！
后世的那个世界，虽然也有种种不完美。
可在那个世界里，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靠真才实学、靠地方政绩、靠层层选拔，一步步走上来的。
他们治理过一县一市，解决过实际问题，亲眼见过民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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