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时间5月23日早上7点，天蒙蒙亮。
北电校门口却灯火通明。保安老张搓着手站在电动伸缩门旁，看着后勤处的几个工人爬在高梯上，将最后一条横幅拉平。
红底黄字，绸面在夜风里微微鼓荡：
“热烈祝贺我校2008级表演系学生曹爽导演作品《我不是药神》荣获第64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字很大，在路灯照射下刺眼得很。
另一条挂在教学楼前的横幅更直白：
“曹爽——北电的骄傲，华语电影的新旗帜！”
老张点了支烟，眯着眼看那些字。
他在北电看了二十年大门，见过多少学生进来时青涩，出去时就成了明星。
但这样阵仗的，头一回。
“张师傅，还有这儿！”后勤处的小王指着校门口那面巨大的LED屏幕，“张校长说了，今早7点开始，循环播放曹爽在戛纳领奖的视频片段，还有学校准备的祝贺专题。”
老张吐了口烟圈：“这小子……真他娘的天才。”
他想起三年前那个秋天，曹爽拎着行李来报到，站在门口看了好久校牌。
老张当时还笑他：“看啥呢，以后天天从这儿过。”
曹爽当时笑笑，直接拿着剧本，穿过操场，去找了王进松老师。
这事在学校传了好几年。
与校门口的热闹不同，导演系办公室里，田桩桩一夜未眠。
桌上摊着今早要给研究生上的教案，页面却依旧干净，一个字也没添。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窗外的天色从墨黑转到黛青。
电脑屏幕上定格着戛纳颁奖礼的画面——曹爽举起金棕榈，台下掌声雷动。
田桩桩反复拖动进度条，看那个年轻人说“当执念消失的时候，平静就会登场”。
他关掉视频，拿起手机。
通讯录里，“曹爽”两个字排在前面。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却迟迟没按下去。
说什么呢？
恭喜？太轻。
感慨？太重。
想起1993年，《霸王别姬》在戛纳捧回金棕榈的那个夜晚。
他当时还是个刚拍完处女作的年轻导演，和一群第五代导演挤在电影学院的小放映厅里看转播。
陈大导上台时，所有人都起立鼓掌，有人哭，有人笑。
那时他们坚信，那是华语电影黄金时代的开始。
“没想到，出道即巅峰，往后竟真的成了遥不可及的巅峰。”田桩桩对着空气呢喃。
之后十八年，第五代导演们前赴后继地冲击戛纳。
张国师多次入围，拿过评审团大奖，却始终差那一步。
他自己去过两次，一次《盗马贼》入围一种关注单元，一次《狼灾记》连主竞赛都没进。
不是没才华，是时运，是语境，是那股“气”没对上。
不论怎么不甘，付出多少努力，反而总是事与愿违，似乎越走越远。直到华发早生，以为要成为此生遗憾。
田桩桩又点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想起曹爽第一次在行政楼办公室说：“成名要趁早！那时的意气风发，像极了年轻的自己，当时他还遗憾，怕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又忍不住为这份冲劲动容，总想提点几句，给个机会。没想到，仅仅三年——最年轻的金棕榈诞生了。”
这个年轻人，用一部《我不是药神》，完美平衡了商业性与艺术性，打通了东西方观众的认知壁垒，也终结了第五代导演集体的遗憾。
田桩桩深吸一口，尼古丁的辛辣在肺里转了个圈。
他该高兴的，作为老师，学生取得如此成就，理应比谁都高兴。
可心里那股复杂的情绪，像这清晨的雾霾，挥之不去。
有骄傲，有欣慰，但也有——一种属于第五代导演集体的、长达十八年的遗憾，被一个晚辈终结的复杂滋味。
手机忽然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王进松的电话，藏不住的兴奋和担忧：“老田，刚收到管理系主任余建红消息，上影那边凌晨开了紧急会议，不光要给曹爽发合作邀约，还打算给他颁一个‘终身艺术成就奖’！三十五岁以下拿这个奖的，他是头一个。”
“捧杀？”田桩桩眉头微皱，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倒不全是，是真想拉拢，”王进松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边点发送边说，“你看，上影新建的那个数字摄影基地，二期工程刚封顶。他们递话了，说曹爽下部戏要是在沪市拍，场地免费用，设备成本价，还提供百人规模的协拍团队。张校长已经让办公室对接了，怕曹爽被资本裹着，乱了分寸。”
田桩桩点开照片，盯着手机屏幕，许久，吐出三个字：“下血本。”
王进松似喜似忧：“可不是嘛，现在圈内都炸了。烈火烹油啊！这孩子，是咱们北电的荣耀，可也架不住各方盯着。还有更棘手的，影协那边给学校发函了，邀请曹爽加入影协核心梯队，甚至有风声传出来，说要让《我不是药神》争一争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名额。你也知道，张国师的《金陵十三钗》早就定了是华语区唯一候选，这个时候传这种话，分明是想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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