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到后院的时候，差役们在耳房里发现了那对被李信收留的爷孙，老汉正躺在床上，病得已经下不了床了，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孙子坐在床边，端着一碗水，看见差役闯进来，碗掉在地上，碎了，水溅了一地。
“这两个是谁？”一个差役问。
另一个差役翻了翻手里的单子，摇了摇头：“单子上没有。可能是寄住的。”
“带走。”
爷爷被从床上拖下来，老人连站都站不稳了，被两个差役架着往外走，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像是在说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说，孙子跟在后面，被一个差役拎着衣领，像拎一只小鸡一样拎了出去，他没有哭，只是不停地回头看那间耳房，嘴巴张着，眼睛瞪得很大。
地契。
这是苏京最想要的东西。
李家的地契藏在正堂房梁上的一个木匣子里，这个地方只有李信和妻子知道。差役们翻了大半天，翻了整个正堂，掀了桌椅，扒了墙角的柜子，就差拆房了，怎么都找不到。
周捕快站在正堂中间，皱着眉头，目光在屋里扫来扫去，最后落在房梁上。
“上去看看。”
两个差役搬了梯子爬上去，在房梁上摸到一个木匣子，撬开，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十几张地契。李家在杞县的一千多亩地，一张不少，全在这里。
周捕快接过地契，一张一张地翻看，嘴角微微往上牵了一下，很快又收住了。他把地契揣进怀里，下了梯子，对还在翻找的差役们喊了一声：“行了，下来吧。”
粮食被一袋一袋地搬走了，堆在院子里的板车上，足足装了四五车，银子、铜钱、值钱的器物，能搬走的都搬走了，衣裳被褥扔在地上，踩得满是脚印，正堂的桌椅东倒西歪，茶壶碎在地上，茶叶渣子散了一地，混着碎瓷片，人踩到了，咯吱一声。
李伯贤抱着母亲的腿，已经不哭了，李信妻子站在那里，一只手搂着儿子，另一只手攥成拳头。
门外传来差役们的说笑声，有人在大声议论着什么，她刚要出去，就被一个差役推了回来。
“老实待着！”
门被从外面锁上了。
太阳从东边挪到了西边，把院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影子从这根柱子拉到那根柱子，又从这面墙拉到那面墙。李家的下人们被赶了出去，一个老仆抱着铺盖卷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住了大半辈子的宅子，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其他人有的唉声叹气，有的面无表情，有的低着头快步走了，不敢多看。
门上贴了封条，白纸黑字，盖着县衙的大红印。
李信的妻子、李伯贤、那对爷孙，被押着往县衙大牢走去。老汉走不了路，是被拖着去的，孙子跟在后头，不哭不闹，只是不停地回头看李信妻子。
那只小狗不知什么时候从院子里跑了出来，跟在队伍后面，朝着差役们狂吠，它的声音太小了，太细了，在那些大人的脚步声和说笑声里，几乎听不见。
但它一直在叫，从巷口叫到街角，从街角叫到岔路口，四条短腿飞快地倒腾着，跌跌撞撞地追着，眼看就要跟不上了，又拼了命地跑几步，追上来，继续叫。
周捕快走在最后面，被那叫声吵得不耐烦了，停下来，转过身。
小狗站在他面前三步远的地方，弓着背，龇着牙，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威胁声，浑身都在发抖，它那么小，那么瘦，站在傍晚的街巷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比它自己大了好几倍。
周捕快皱了皱眉，一伸手，拎住了小狗的后脖颈，小狗在他手里拼命挣扎，四条腿在空中乱蹬，嘴里发出尖厉的叫声，像是知道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有人在衙门的后院里看见了一张剥下来的狗皮，黄不拉几的，小小的一张，摊在地上，被露水打湿了，毛一缕一缕地贴在皮上，像一块被人丢弃的抹布，旁边有人踩过的脚印，泥泞的，乱七八糟的，盖在狗皮上面，把它踩进了泥里。
苏京的动作很快。
粮食刚搬到县衙，第二天就开始施粥了。
锅是新锅，灶是新灶，米是李信家的米，粥是县衙的人熬的，施粥的地点在县衙门口，不在城门口，贴出来的告示上写着：“自即日起，每日辰时施粥，每人一碗，先到先得，发完为止。”
第一天，来的人不多。大家还有些犹豫——这是苏京的粥，不是李公子的粥。李公子被关在牢里，苏京拿着李公子家的粮食施粥，这事儿怎么想怎么不对劲。但饿的滋味比什么不对劲都更要命。到第二天，队伍排得比李信施粥的时候还长。
苏京站在县衙门口，看着那些排队领粥的人，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他穿着那件半新的藏青色道袍，没有戴官帽，看着不像县太爷，倒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者。有人端着粥碗从他身边走过，他还会问一句“粥够不够稠”“还合不合口味”，那人受宠若惊，连连点头，嘴里说着“谢谢苏老爷”“苏老爷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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