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崇元殿暖阁
午时正，春日透过琉璃窗格，在暖阁的青砖地上投下斑驳光影。
柴荣坐在紫檀木圈椅中，手里捧着一盏参茶。茶已温了，但他没喝，只是静静看着坐在对面的刘温叟。这位御史中丞刚从淮南归来，风尘仆仆，官袍下摆还沾着泥点，眼中布满血丝，但眼神却比离京前清明了许多。
“都看完了？”柴荣问。
“回圣人，淮南十四州，臣走了九州，访了三十七个村，见了四百余农户。”刘温叟声音沙哑，但字字清晰，“王朴的新政，在民间……与朝中议论，全然不同。”
他从袖中取出一卷厚厚的笔录，双手呈上。笔录用最普通的麻纸装订，边缘已磨损，显然被反复翻阅。柴荣接过，没有立即翻开，而是问道：“如何不同？”
刘温叟深吸一口气：“朝中皆言王朴酷烈，滥杀无辜。但臣在乡间所见——濠州周氏等七大户，占田过万亩，年纳粮不过百石，余税皆转嫁小户。去岁大旱，周家粮仓满溢，却不肯借粮赈灾，反抬高粮价，致使饿殍盈野。这般豪强，杀之何辜？”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清丈之后，小户减税、大户增税，百姓皆称公平。寿州陈守礼家主动借出耕牛、平价售粮，被授‘义民’牌匾，乡邻皆羡。臣亲眼所见，陈家门前的石碑，每日都有百姓去摸，说‘沾沾福气’。”
暖阁里安静下来，只有炭火在铜盆中燃烧的细微噼啪声。窗外的春光很暖，但刘温叟的话，却让这温暖中透出一丝冷冽的真相。
柴荣终于翻开那卷笔录。字迹工整，记录详实：某村某户，原有田几亩，清丈后定为几等，减税几何；某大户原有隐田多少，现补税多少；某乡设“义仓”几处，存粮几何，可救急几户……一笔笔，一桩桩，全是数字，全是实情。
他看得很慢，偶尔停下，手指在某行数字上轻轻敲击。刘温叟垂首静候，额角渗出细汗——他知道，这卷笔录将决定很多人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
约莫一炷香后，柴荣合上笔录，抬眼看向刘温叟：“刘卿，这趟淮南之行，你受苦了。”
刘温叟鼻子一酸，连忙躬身：“臣……不敢言苦。”
“但朕要问你，”柴荣话锋一转，“既知新政在民间实为善政，为何回京后，不立即为王朴辩白，反而闭门三日，谁也不见？”
刘温叟浑身一震，缓缓跪地：“臣……有罪。”
“朕没说你无罪，也没说你有罪。”柴荣放下茶盏，“朕只是想知道，这三日，你在想什么？”
暖阁中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刘温叟伏在地上，良久，才涩声道：“臣在想……臣这大半生，读的是圣贤书，守的是君臣礼，自诩清流，以匡正君失为己任。可到了淮南，见了那些真正的百姓，听了那些从未上过奏章的声音，臣忽然觉得……臣错了。”
“错在何处？”
“错在只知书斋里的道理，不知田埂上的实情。”刘温叟抬起头，眼中已有泪光，“错在以豪强之心度百姓之腹，以士大夫之见断天下之事。圣人，臣在寿州赵家庄，见到一个老农，他家七亩地，清丈后减税三成。他跪在田里，朝着汴梁方向磕头，说‘天子知道咱们苦’。那时臣就在想——朝中那些慷慨激昂的奏章，那些联名弹劾，有谁问过这个老农一句？”
泪水终于滑落，滴在青砖地上，洇开小小的湿痕。这位三朝老臣，以刚正敢言着称的御史中丞，此刻哭得像个孩子。
柴荣静静看着，没有劝慰，也没有斥责。直到刘温叟哭声渐止，他才缓缓开口：“知道错了，就是悟了。悟了，就能改了。”
他站起身，走到刘温叟面前，伸手将他扶起。这个动作让刘温叟浑身一颤——天子亲自搀扶臣子，这是莫大的恩典。
“那卷二十七人联名的奏章，你还要递么？”柴荣问。
刘温叟摇头：“臣已将它烧了。”
“烧了好。”柴荣点头，“但朕要你重写一份奏章——就写你在淮南所见所闻，写那些减税农户的名字，写那些‘义民’的故事。不必美化，不必掩饰，实话实说。写完，朕要在朝会上，让你当众宣读。”
刘温叟怔住了：“圣人，这……朝中那些反对新政的大臣，恐怕……”
“恐怕会群起攻之？”柴荣笑了，那笑容里有冷意，也有决心，“朕就是要让他们攻。让他们在满朝文武面前，攻一攻那些减了税的农户，攻一攻那些得了‘义民’牌匾的百姓。朕要看看，他们有多少脸面，敢说新政害民！”
这话说得重，刘温叟心中却豁然开朗。他终于明白了天子的用意——不是要压服反对者，是要用事实，用那些从未被听见的声音，去击碎所有的谎言与偏见。
“臣……领旨！”他深深一揖，这一次，腰弯得比任何时候都低，也……都坚定。
壶关·新军议事帐
申时，帐中烛火已燃起。
赵匡胤、刘延让、陈五，还有新提拔的弩炮队都头老姜，四人围着一张简陋的木桌。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鬼见愁”地形图，是黑风寨的探子刚刚送来的，比之前任何一张都详细——谷道长度、两侧山崖高度、可埋伏的位置、溪流水深，甚至哪里有适合攀爬的岩缝，都标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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