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特意叮嘱：“药剂配制需写明‘石灰需陈化’‘蓝矾忌铁器’等细节，这些看似微小的要点，直接关系到药效与安全。”
“第五卷，名‘农器工巧录’。”欧阳远最后说道，“曲辕犁、耧车、翻车等新农具的制作工艺——曲辕的木料选择、弯曲角度，犁铧的锻造火候，耧车排种器的尺寸，皆需配图说明，附以关键部件的尺寸数据。还要记录农具的日常维护方法，如铁制部件如何防锈，木质部件如何涂油保养，延长使用寿命。”
他的思路清晰而系统，将现代农学的框架与战国时期东瓯的实际条件巧妙结合。文书们奋笔疾书，将他的口述用精炼的雅言刻录在崭新的竹简上，偶尔遇到难以用文字精准表述之处——如曲辕犁犁壁的弧度、耧车排种口的倾斜角度——欧阳远便亲自取过笔墨，在绢布上绘制简图，标注关键尺寸，再由专门的画匠临摹刻板，附于对应简册之后，力求直观易懂。
这是一项浩大而繁琐的工程。常常为了一个术语的准确命名、一个流程的先后顺序，欧阳远与文寅等人反复讨论，甚至请来经验丰富的老农与工匠现场验证，直至深夜。文籍阁的灯火，往往是东瓯邑最后熄灭的星光，映照着那些在竹简上逐渐成形的智慧结晶。
与此同时，另一项关乎“天时”的重要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欧阳远深知，中原传来的“二十四节气”虽是农耕文明的大智慧，但具体到瓯越之地，因纬度偏南、多山多水的地形差异，农时必然存在细微偏差。比如中原的“惊蛰”往往雷声始鸣，而东瓯此时可能仍有轻霜；中原“芒种”正是夏收繁忙，东瓯的早稻却可能稍晚。这些细微的时差，若把握不准，便可能影响收成。
为此，他下令在城外最高的西山坡上修筑“观星台”。这座高台用夯土筑成，边长三丈，高两丈，顶部平整，四周设有简易的刻度。他任命了三名略通天文的老者与两名经验丰富的老农组成“观候组”，每日轮流登台，系统记录星辰方位的变化、太阳影子的长短，以及地面上的物候现象。
“需记清，何日桐叶初落，何日桃花始开，何日鸿雁南归，何日蛙鸣初起。”欧阳远亲自到观星台叮嘱负责此事的官员，“将这些物候与中原传来的节气一一对应，记录偏差的日数，再结合当年的收成情况，分析何种物候下播种、收获最为适宜。”
于是，吏员们的竹简上开始出现这样的记录：“三月初三，见柳芽初绽，比中原‘春分’早五日，此年早稻播种后长势佳”；“七月廿，闻蝉鸣渐歇，比中原‘立秋’晚三日，此年晚稻需延后十日收割”……经过大量的数据比对与修正，一部更贴合瓯越地区实际气候与物候的《东瓯农时历》初具雏形。它不仅标注了二十四节气，更补充了“柳芽绽”“蝉始鸣”“雁南飞”等本地物候标志，对水稻浸种、移栽、收割，以及粟、豆等作物的播种时机，给出了比中原历法更为精确的指导。
经过整整三个月废寝忘食的忙碌，《东瓯农书》五卷与《东瓯农时历》终于编纂完成。堆满了半间屋子的竹简散发着新刻的墨香，每一卷都用丝线整齐编连，末端系着对应的木牌，分类清晰。但这仅仅是第一步。知识的系统化、文字化，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让每一个东瓯农人都能从中受益。欧阳远决定，要将这些凝结了无数心血与实践经验的知识，上升为国家的意志，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所有农人必须遵循的准则。
这一日，东瓯邑中心的广场格外热闹。广场中央新立起了一座高大的青石告示牌，石碑打磨得光滑平整，足以刻下数千字的法令。牌前，文武官员身着整齐的朝服肃立两侧，各邑、里的三老、田畯，以及闻讯赶来的农人代表，黑压压地站了一片，人头攒动却秩序井然，空气中弥漫着庄重而肃穆的气息。
欧阳远身着正式的玄端深衣，头戴象征主公身份的玄冠，腰间系着玉带，在力士的导引下缓步登上告示牌前的高台。他的身后，两名身着朱色袍服的礼官抬着一只沉重的漆木匣，匣子上雕刻着五谷丰登的图案，里面装着的，便是刚刚用最上等的青竹简刻写完毕的《农政令》总章。
高台之下，万籁俱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欧阳远身上。他环视众人，目光沉静而坚定，声音通过预先设置的传声筒，洪亮而清晰地传遍整个广场：
“自吾等立基东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已历数载。赖上天庇佑，君臣同心，更赖诸位父老乡亲辛勤劳作，方有今日仓廪初实、田野丰茂之象。然，农耕乃国之根本，百姓衣食所系，不可率性而为，不可仅凭旧例相传。今，《东瓯农书》已成，系统收录耕作之法；《东瓯农时历》已定，精准标注农作之时。吾将以此二书为基，正式颁行《东瓯农政令》，使万民有所依循，四时有序，五谷丰登，永保东瓯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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