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制造这一块，李建国先站出来了。
“我来。”
他站在那儿，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花白，手上有茧，脸上有褶子。不像个穿越者，像个从老照片里走出来的国营厂老师傅。
“我干了一辈子车工，开了二十年小厂。机床我熟，工人我带过。让我试试。”
张秀兰也站出来了。
“检验我来。合格不合格，我量过才算。”
陈克看了他们一眼，点点头。
“李建国同志，工业机电部制造局局长。张秀兰同志，制造局检验主任。”
就这么定了。
制造局的第一间厂房，选址在百仞滩工业区正中。
那是刘土木带着人勘测过的——刘土木是基建口的元老，穿越前干过工地，懂图纸，懂施工。工业区所有的道路、厂房、排水，都是他带着人一点一点规划出来的。
李建国把那两台台式车床、一台铣床、两台钻床摆进厂房，亲手调水平，亲手接线，亲手试车。发电机是从基地拉过来的，电线沿着木杆架过来，电灯挂在柱子上，亮得晃眼。那几天他几乎没睡，困了就在机床边上靠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张秀兰在旁边搭了个台子，把带来的量具一件一件清出来。游标卡尺、百分表、千分尺、塞规、环规，用软布擦干净，按大小摆好。还有那些发黄的手册，她按年份排好，塞进一个木箱里，当宝贝收着。
第一批铁匠木匠进厂那天，李建国站在那排机床前面，对他们说：
“这些东西，你们没见过。但以后要天天见。”
他走到一台车床边上，指了指。
“这叫车床。铁棒夹上去，它会转，你用刀去切，想要多圆有多圆，想要多光有多光。”
他走到铣床边上。
“这叫铣床。平面、槽、齿，都能铣。”
他走到钻床边上。
“这叫钻床。钻孔，铰孔，攻丝。”
他顿了顿。
“这些东西，在咱们那个世界，随便一个厂里都有。但在这儿，就这么几台。它们是宝贝，是种子。以后你们学会了，用熟了，咱们再造新的，造更大的。”
那些铁匠木匠站在那儿，看着那些铁家伙，眼睛里全是茫然。
李建国没再多说。他走到一台车床边上，打开开关，电机嗡嗡地转起来。
“看好了。”
他从料堆里拿起一根铁棒，夹上车床，摇动手柄，刀尖挨上去。铁屑哗啦啦地卷起来，落在托盘里，亮晶晶的。
一根铁棒，一盏茶的功夫，变成了一根光溜溜的轴。
那些铁匠木匠的眼睛，亮了。
接下来的日子，李建国就守在那些机床边上。
教车工，教铣工，教钻工。先从认刀开始——什么刀车外圆，什么刀车内孔，什么刀车螺纹。再从装夹开始——夹多紧不伤活，夹多松不甩活。再从参数开始——转速多快，进刀多慢，吃刀多深。
铁匠们手上有劲，但精细活不行。打铁是靠锤子，车工是靠眼睛、靠手感、靠经验。李建国不急，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盯。谁车废了活，他不骂，拿起来看看，说“这个位置进刀快了，下次慢点”。谁车得好了，他点点头，说“行，再练”。
张秀兰在旁边把关。每一件活，车完要量，铣完要量，钻完要量。量具在她手里，像长在手上一样。卡尺一拉，读数就出来；千分尺一拧，合格不合格就定了。
“这件，内孔偏大两个丝。”她把活递回去，“返工，还是报废？”
返工是车工的事，报废是李伟强的事。但张秀兰不管，她只管量，只管记。每一件活，什么时间做的，谁做的，合格还是报废，都记在那个本子上。
那本子，和她当年在国营厂记的一模一样。
枪机试制那阵子，最难的就是热处理。
熟铁太软，淬火不到位，打几发就变形。李建国带着几个铁匠，一炉一炉地试。炉温多高，加热多久，淬火用油还是用水，淬到什么时候捞起来——全是摸。
有一回，李建国在炉边守了四个时辰，试了二十几种火候。最后捞出来的枪机，淬得太硬，一掰就断。
他没说话，把那断成两截的枪机放在工作台上，看了半天。
张秀兰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累了？”
李建国摇摇头。
“火候没摸准。”
张秀兰看了一眼那断口，说：“晶粒太粗，温度高了。”
李建国点点头。
“再试。”
他又回到炉边去了。
后来那个晚上，他一直试到下半夜。最后一炉捞出来的枪机，他用锉刀试了试，又用锤子砸了砸，然后递给张秀兰。
张秀兰拿卡尺量了量，又看了看断口的纹理。
“行了。”
李建国这才坐下，靠着墙，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李伟强也在。他站在门口，看着爸妈的背影，看着那电灯下的两团花白头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工业区的建设，不只是他们一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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